黄宗羲对表、志的重视，清代学者深受影响，补表续志之作大量涌现，谢国桢先生说清代“补志补表之业，实由梨洲启之”[81]。开山之功，实不可没。
    （6）鉴别史料，去伪存真 我国鉴别史料的传统自孔子后延绵不断，至明代，已积累一套较完备的史料鉴别方法。黄宗羲认为，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有关鼎革之际的历史，忌讳颇多，加上传闻之误，爱憎之口，史料中舛漏、乖迕之处不胜枚举，必须加以辨析，定其真伪，方可使用，他还总结出一套史料取舍方法，“国史取详年月，野史取当是非，家史备官爵世系”[82]。黄宗羲着重论述了对野史的看法，认为野史不拘体裁、较少忌讳，其中常有珍贵资料，特别是朝代交替时，无人纂修国史，此时的野史更显宝贵，“国史既亡，则野史即国史也。陈寿之《蜀志》、元好问之《南冠录》……而不谓之国史，可乎？”[83]不过，一般说来，野史作者多非史官，记事不乏道听途说，宋人洪迈、明人王世贞均以为野史不可信。黄宗羲也说，自魏忠贤乱政至今，仅五十余年，野史中关于此段历史的记载就有诸多牴牾处，“如甲申之死，则杂以俘戮；逆阉之难，则杂以牖死；杨嗣昌丧师误国，《冬心诗》颂其功劳；洪承畴结怨秦人，《绥寇记》张其挞伐。高官美谥，子姓私加，野抄地志，纖儿信笔”[84]。故对野史必须进行一番鉴别后方可使用。在修撰《弘光实录钞》时，他将积存多年的弘光邸报“证以故所闻见”[85]，细加考证。野史有误，正史亦有谬讹，也需考辨。黄宗羲称颂吴缜纠谬《唐书》、许浩阐幽《元史》。他还依据唐人裴庭裕的小说《东观奏记》来驳斥《新唐书》及吴缜《新唐书纠缪》之疏漏[86]。
    为辨明史实，黄宗羲还很注重实地考察。崇祯十五（1642）年，他畅游四明山，“二百八十峰，峰峰有屐痕”，发现“足之所历与纪传文集相勘，每牴牾失实”[87]，便考求古迹，博采群书，订正伪传，充实新得，纂成《四明山志》，考证精深，纠正了一些错误记录。漫游庐山时，对文献有关庐山的不实记载多有辨析，撰有《匡庐游录》。为辨朱元璋曾奉龙凤年号事，他特至万瑞严墓葬地西皋，“拜公之墓，登其堂，观明威告身龙凤十年高皇帝中书省手押及四忠三节像实录”后说：“乃谓高皇不奉龙凤，岂足信哉？[88]，充分体现了他以“慎独为宗，实践为主”的治史特色。
    几十年来，黄宗羲留下了许多颇具考据功力的著作，除上面述及的以外，尚有《易学象数论》、《授书随笔》、《历代甲子考》、《冬青树引注》等，文集中也多有考证篇章。《授书随笔》开辨明《古文尚书》之风，《易学象数论》，力证河洛方位图说是非，开胡渭《易图明辨》先河，《四库提要》称其“宏纲巨目，辨论精详，与胡渭《易图明辨》，可谓有功《易》道矣”[89]。对乾嘉考证学有发轫之功，堪与顾炎武并驱争先，同列为清代考证学不祧之祖。
    注释：
    [1]邵廷采：《遗献黄文孝先生传》，黄垕炳：《黄梨洲先生年谱》附录，中华书局，1993年。
    [2]全祖望：《答问学术帖子》，黄嗣东辑：《道学渊源录·清代篇（一）》，《清代传记丛刊》台湾明文书局，1985年。
    [3]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二《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
    [4]杜佑：《〈通典〉自序》。
    [5]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五《阳明学派之余波及其修正--黄梨洲》。
    [6]黄宗羲：《〈今水经〉序》，《黄宗羲全集》第二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
    [7]全祖望：《甬上证人书院记》，黄云眉：《鲒埼亭文集选注》，齐鲁书社，1982年。
    [8]张维屏辑：《国朝诗人征略初编》卷三，《黄宗羲传》，《清代传记丛刊》。
    [9]黄宗羲：《南雷文定后集》卷三《赠编修弁玉吴君墓志铭》。
    [10]黄宗羲：《孟子师说》卷一，《黄宗羲全集》第一册。
    [11]《南雷文约》卷四《补历代史表序》。
    [12]《南雷文案》外卷《陈夔献五十寿序》。
    [13]李邺嗣：《果堂文钞》卷三《送万充宗授经西陵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