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本世纪中叶，西方史学出现了明显的转折，包括法国年鉴学派和英国新社会史在内的西方新史学在与传统史学的不断对抗中，逐渐取得主导地位。在科技革命浪潮的推动下，年鉴派第二代学者把史学理论的更新同科学认识论密切结合起来，把现代科学所提供的计算机系统直接用于历史研究，于是在50年代以后，年鉴派进入了其发展的高峰时期。正如英国学者罗斯指出的：“在我们的当代世界中，熟悉了解科学进步的种种事实及是生存的前提。”⑨因此，年鉴派能在这样一个时代获得充分的发展，它与现代科学的联系也就勿庸置疑了。
    本世纪50年代后，西方发生了第二次科技革命，其特点表现为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的紧密结合。由于人工智能系统和电子计算机等新技术在生产实践中的应用，使社会开始进入自动化时代。年鉴学派在研究中应用电子计算机对人口、遗嘱等资料进行计量统计，就是这一时代的明显特征。与技术革命相交融的是科学革命。现代物理学的两大部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得到迅速发展，各门学科的研究都开始深入微观领域，并且出现了量子化学等新兴学科，促进了现代自然科学的革命性发展。与此同时，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的产生和发展成为现代科学革命的重要内容。并且，这些成果也迅速地被经济学、人口学、历史学、心理学等人文学科所采纳和应用。现代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使人类知识的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普遍地表现在各学科体系的分化与综合的趋势。在自然科学中，各门学科不断细分，出现许多边缘性学科，如量子化学、物理化学、生物力学等等。在历史学领域则出现了计量史、心态史、社会史等等与其他学科相交叉所产生的边缘性学科。这些边缘学科与分支学科的优势在于，以原有的学科的相邻点作为生长点，把相互独立的各门基础学科结合起来。这样，一方面填补了各门学科之间的空隙，另一方面由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不同，也使各门学科从独特的思维模式到研究方法上得到互补和有机的结合。现代科学又明显地表现出整体化与综合性的特点，50年代出现的环境科学、数量经济学、历史地理学、历史人类学等就是把许多不同性质的学科融合为一体的综合性学科。由于现代科学的发展与采用系统的方法，对科学知识作静态逻辑分析的逻辑实证主义已不能适应发展的要求，这就促使以整体主义观点对科学知识作动态的、社会历史分析的历史主义理论应运而生。
    在这一过程中，还出现了波普的批判理性主义和奎因的逻辑实用主义，这里我们只能就波普的科学哲学思想对新史学的影响作以扼要论述。卡尔·波普认为科学的认识论与科学的方法论是同一的，其核心是反归纳法，以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经验证伪原则。波普的科学哲学思想是多方面的，他提出了“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科学理论与猜测”等新颖的理论，其中著名的“科学知识增长的理论”对于历史学理论范型的更替具有重要意义。他指出：新理论比旧理论有更多的统一性和普遍性。它能把过去旧理论所不能联系起来的某些事物、事实互相联系起来，构成一种新的统一，新理论必须是独立的、可检验的。波普指出，应把历史的发展当作对客观真理的一步一步逼近的过程，并提出了“逼真性”理论。他认为，理论的真实性内容量愈大，虚假性内容的量愈小，它的逼真度愈高，这一理论就愈进步，科学的发展过程就是理论的逼真度不断提高的过程。由于每个人的知识是有限的，而宇宙是无限的，科学的发展也是没有终极的。波普的科学增长过程理论在年鉴学派的演进过程中，在新的史学理论建构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波普认为科学增长一般有如下过程：科学从问题开始，促使科学家思考；各种理论之间激烈竞争，互相批判，并接受观察和实验的严格检验，清除错误，筛选出逼真较高的新理论；新理论被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所证伪，又出现新的问题。事实上，在现代科学的发展中，一种知识体系如果不具有这样的增长过程，那末其生存和发展是难以想象的，当然历史科学也毫不例外。
    年鉴派第二代、第三代所取得的成就可以充分地证实这一点。以托马斯·库恩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在60-70年的科学哲学中占据主导地位。在新 的历史条件下，他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科学发展模式。他认为，科学发展的实际过程是一个进化和革命、积累和飞跃、连续和中断不断交替的过程，他强调要从科学发展的历史事实中去揭示这一过程。库恩认为，科学理论认不仅是许多命题和原理的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而且还有其内在的结构，这就是“范式”（paradigm）。“范式”大体上是指某一科学家集团，在某一专业或学科中所具有的共同信念，这种信念规定了他们共同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和方法，为他们提供了共同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框架，从而形成了该学科的共同传统。库恩认为，科学革命就是旧范式向新范式的过渡⑩。库恩的范式理论不仅成为年鉴学派发展的基本模式，也为我们研究年鉴学派这样一个科学家集团的历史演进提供了基本线索。此外库恩还提出了科学思维的两种基本形式，即发散式思维和收敛式思维，前者是指思想开放，敢于去旧立新的革命式思维，后者是指因循守旧、维持传统的保守式思维。他认为这两种思维在科学发展中都是必需的，没有对科学知识的循序渐进的积累，科学是不会有所进步的。一个成功的科学家应同时具备这两种思维，并在两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总之，20世纪科技革命与科学哲学对当代史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正如安德烈·布吉耶尔所说：“科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一些引入注目的东西，提出了一些问题，通过这些东西和问题，科学思想与宗教思想发生了联系，也与被认为已经意识到现实并体现着真理的其他观念体系发生了联系。历史学家应该使各种体系发生联系，……为了懂得历史，应该把这项工作当作不可不完成的任务。”（11）
    正因为历史与科学这种日益密切的关系，使60-70年代的史学发展出现了进一步的变化，跨学科研究与使用现代科学方法已成为史学家们十分熟悉并能自觉运用的手段。在法国，这一变革显得十分突出，伊格尔斯说：“西方任何国家都不象法国那样，新的跨学科历史拥有牢固的组织基础，在史学界有很大的影响。”（12）在各种跨学科以及综合性学科中，人口史，心态史和计量史学所取得的成就是最引人注目的，路·亨利于1980年出版了《历史人口学的分析技术》；迪巴基埃于1983年出版了《发展人口历史学》以及勒罗瓦·拉杜里的《朗格多克的农民》。在这些著作中，历史学家把人口学家在研究人口变化时所采用的统计方法用来处理古老的户籍资料，于是，“有关人口机制的知识使他们更好地了解旧制度下社会所承受的结构束缚，而这些结构束缚确保了当时社会脆弱的平衡，维持着当时社会的周期性危机和各种矛盾。”（13）
    年鉴派对心态史的热衷，不仅反映了当代政治、经济结构与思维、观念的变化，也表现出在当今史学中跨学科研究的优势。乔治·杜经指出：“通过阅读人类学家的著作，历史学家发现他们有必要加强对心态和精神世界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发生的事物的研究。”（14）在这方面的著作也是大量的，如米·福科著《古代精神病史》、《性史》；吕西安·费弗尔著：《民俗学与民俗学家》、《16世纪的不信教问题，拉伯雷的宗教》以及米·伏维尔著《1300年迄今的死亡和西方》等等。在这里科学和史学的结合，还常常表现为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如吕·费弗尔所说：“科学知识要向精神世界借用认识工具，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心态工具。”由于当代自然科学使心理学和人类文化学有了长足的发展，从而使历史学家开始认识到，忽视对人的精神、思维与心态的研究，往往使历史学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走向经济决定论和形而上学。所以乔治·杜比强调指出：“我们始终认为经济是最为重要的，但是它并不能解释一切。我们感到，心态史应该义不容辞地弥补社会史过于注重物质生活条件的不足。”（15）
    计量史学在当代发展特别迅速，在美国、英国、前苏联都成为历史研究者的重要手段和方法，并且许多学者对电子计算机的应用方法、计量过程模型、历史学与数学、经济学的关系等理论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16）。在法国，年鉴学派自然也将其作为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这里我们无法将有关成果详加论述，只引用法国学者弗雷的几句话作以说明。弗雷在《历史学中的计量问题》中指出：“自从电子讯息处理为文献档案提供了成倍增长的可能性后，整个文献档案观念就彻底改变了。并非互不相关的方法论和技术两大革命，为建立新的文献档案提供了可能性。……文献和材料不再孤立存在，它们因与其先后相连的系列有关而存在；变成客观的是它们的关联价值，而不是它们与难以把握的‘真实’实体的关系。”弗雷从史学研究实践的结果进一步说道：“哪位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家曾想到教区的户籍名册？可是，在今天的法国，教区的户籍名册已成为我们了解前工业化社会最基本的材料。过去已利用过的史料，只要研究者赋予新的意义，就可再次利用来进行另外一些研究。”（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