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先生在区分清代中叶学术流派时说：“其成学箸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吴、皖是指清代学术思想发展到乾嘉时期产生于江苏苏州地区和安徽徽州地区两个研究汉代经学的学派。对吴、皖学术思想的研究，一直是清学史论者的热点。但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吴派”的总体考察仍属少数，而对它的评价也未能越出章太炎、梁启超等人的论断。笔者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有关新发现的材料，对“吴派”试作新的探讨，或许对推进乾嘉汉学的研究有所补益。
    一、吴派学术渊源与特点
    吴派是清代乾嘉之际率先以古文经形式的纯汉学研究的地域性学派，因其代表人物惠栋为苏州吴县人而得名。作为地域性学派，吴派的主要成员都来自隶属清代苏州府籍的学者如沈彤、江声、余萧客、褚寅亮等；然作为著名学术流派，其空间涵盖面相当宽泛，如洪亮吉、孙星衍、王鸣盛、钱大昕、王昶等分别隶属清代常州、太仓、松江州府的阳湖、嘉定、华亭三县人。又如稍后的江藩则系扬州府甘泉县人。因此，所谓“吴派”，实际上是清代乾嘉之际以苏州地区为核心的由江南学者组成的汉学研究群体。
    吴派的汉学研究，学界一般都上溯到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学者提倡实事求是地研究古经汉疏的学风。如吴派嫡传江藩推崇黄宗羲，与顾炎武并列，认为清代汉学“二君实启之”。这也为自章太炎、梁启超以来清学史论者所确认。不过，清初顾、黄等人虽然倡导儒经研究，但是他们个人的学术旨趣却是以理学作为背景的。如顾炎武“乃文清（薛瑄）之裔，辨陆王之非，以朱学为宗”，而黄宗羲“乃蕺山”（刘宗周）之学，矫良知之弊，以实践为主”，江藩称他们是“两家之学，皆深入宋儒之室”（《汉学师承记》卷八附“跋”）。因此，吴派作为一个自成体系，别立门户的地域性学术流派，自有其学术渊源。清代学者任兆麟说：“吴中以经术教授世其家者，咸称惠氏。惠氏之学大都考据古注疏之说而疏通证明之，与六籍之载相切。传至定宇先生，则尤多著纂，卓卓成一家言，为海内谈经者所宗。”（《有竹居集》卷十《余仲林墓志铭》）王昶也说：“吴江沈君彤，长洲余君仲霖、朱君楷、江君声等先后羽翼之，流风所煽，海内人士无不重通经，无不知信古，而其端自先生（惠栋）发之。”（《春融堂集》卷十五《惠定宇先生墓志铭》）将吴派的学术渊源追溯到苏州惠氏，这也是学界迄今为止的定论。所谓“惠氏”，即指惠栋四世传经的家学传统。梁启超说：“元和惠栋，世传经学，祖父周惕，父士奇，咸有著述，称儒宗焉。栋受家学，益弘其业。”（《清代学术概论》）惠栋本人也声称“余家四世传经，咸通古义”。“四世”，即由父、祖上溯至曾祖惠有声。据江藩介绍：惠有声字朴庵，明贡生，与同里徐枋友善，以九经教授乡里，并从事汉经的研究。其中尤以祖父惠周惕对汉经研究最为著名。如他对《易》学和《春秋》学的研究，被当时督学江南的田雯赞为“其论采于六经，旁搜博取，疏通证明，虽一字一句必求所有而改其义类，晰其是非，盖有汉儒之博而非附会”（《研溪先生〈诗说〉序》，见《璜川吴氏经学丛书》）。田雯是当时力崇古学的官僚，可以说正因为有了惠周惕的经学造诣，才有可能导致孙儿惠栋的后来居上。因此，逻辑的推演，惠周惕必然成为吴派汉学研究的直接导源人。有关惠周惕经学师承，仅见《吴县志》：“少传家学，又从徐枋及汪琬游，究心经学。”又江藩《汉学师承记》说：“研溪先生少传家学，又从徐枋、汪琬游，工诗古文词。既壮，于贫，遍游四方，与当代名士交，秀水朱彝尊极称之，文名益著。著有《易传》、《春秋问》、《三礼问》、《诗说》、《研溪诗文集》。“江藩既是惠氏经说的嫡传，他对惠周惕的简明介绍是可信的。但问题是，徐枋和汪琬虽系当时著名文士，但经学非其所长，前者是擅长荆浩、关仝笔法的著名画家，后者是与魏禧、侯方域齐名的文学家。汪琬虽然对《易》、《书》、《诗》、《春秋》、《三礼》、《丧服》“咸有发明”，但如他本人所说，“余固晚而有志于经学，顾年及昏耄，闻见遗忘，辄抚卷叹息”。然而长期以来因没有确凿的材料证明，因此每每论到吴派，必然上溯到惠周惕与徐、汪的师承关系，造成吴派与徐枋、汪琬之间存有某种必然的逻辑的假象。笔者认为：不仅惠周惕有明确的经学师承，而且吴派的导源发轫者可追溯到明清之际吴中名士丁宏度首次尝试汉儒经说的系统研究，并在他的带动下，苏州地区形成了一个不小的汉学研究群体，而惠周惕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丁宏度、字临甫，一字子临，别号舆舍，苏州人。明末儒生，以研究《周易》、《春秋》而称名一时。据《丁氏宗谱》记载：
    先生丁姓讳宏度，字临甫，一字子临，别号舆舍，苏之长洲人也。幼颖敏，治《易》、《春秋》世家学，有闻于时。鼎革后，绝意举业，教授其徒专门经学，以汉时说经各有师承，贯穿钩穴，口诵如谰翻，执经问难者，接踵门墙，愿得先生一言论定，时人尊之曰经圣，亲炙弟子惠周惕、顾丁瑮、顾嗣立其选也。世多以章句训诂之学推重先生（《丁氏宗谱》卷二十二《艺文·孝介先生传略》，现藏苏州市图书馆）。
    此外，在该谱的“祖德传”、“名贤录”、“史志录”等篇也有惠周惕师从丁宏度学经的记载。冯勖在为丁宏度《漫吟稿》作序时说：
    先生少敏慧，能以孝悌自植，授经予曾叔祖犹龙公。青年以《春秋》噪序比，时浮薄之习亳不涉染，温恭醇朴，工于文章，拙于驰鹜，先生之志大矣。……更以秘授为麟经，师争相设，绛员笈门墙者，皆一时之俊，先后惧掇科名，而先生竟一氈老矣（《丁氏宗谱》卷二十《著述考》）。这说明在惠氏之前，苏州地区已形成了研究汉代经学的学术氛围。对此，丁宏度也颇为自负，自言“今葑溪文学之盛，实余家启之也”。至于奠定吴派规模的，则是经过了惠氏祖孙三代的努力才告完成的。所以冯桂芬说：“国朝右文稽古，鸿儒硕学辈出相望，遂驾宋元明而上。而有开必先，实惟吾郡人为多。惠氏四世传经，为讲汉学之首。”（《冯桂芬文集》卷二《思适斋文集序》）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地域性学派，吴派的学术组织形态又是以血亲、祖先的关联为基础的。如惠栋对《周易》的研究便是曾、祖、父的世代相传，江声、江镠、江沅祖孙三代致力于语言文字的研究，而钱大昕、钱大昭兄弟及从子钱塘、钱坫、钱东、钱垣、钱铎、钱侗，儿子钱东壁、钱东塾，一门群从，皆治古学，时有“嘉定九钱”之称，成为当时吴中著名的经学世家。这种以家族、血缘乃至师生关系而形成的学术组织形态，最重要的是其家族内部重视经学研究，并能为其成员提供良好的经学教育环境，特别是家族内部、师生、师友之间的经义赏会，兄弟子侄之间的砥砺切磋，以及经学人材的早秀早慧，家训、家诫中注重经学等等都表明了吴派学者家族内部经学气氛的浓厚。吴派的产生，客观上说正是渊源于这一特殊的文化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