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吴派学术的主要表征
    现代学者张舜徽先生在分析乾嘉吴、皖、扬三派学术异同时说：“余尝考论清代学术，以为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无吴、皖之专精，则清学不能盛，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清代扬州学记》2页）“专”和“精”确系吴派学术的表征。它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易》学研究是吴派学术最为显著的表征之一。吴派的开创者惠栋一生致力于汉代《易》学的探讨，著有《周易述》、《易汉学》、《易例》、《九经古义》、《古文尚书考》等书。他的《易汉学》专考汉代《易》说，于乾隆九年（1744）完成初稿。全书八卷，前七卷辑录汉、魏晋《易》学家孟喜、虞翻、京房、郑玄、荀爽、干宝诸家《易》说，旨在梳理汉《易》中的“卦气”、“飞优”、“爻辰”、“纳甲”等源流。第八卷是继清初黄宗羲、胡胃之后，进一步辨析宋儒图书《易》说的弊端。如他认为：“宋人所造纳甲图与先天相似，蔡季通遂谓先天图与《参同契》合，殊不知纳甲之法，乾坤列东，艮兑列南，震巽列西，坎离在中，别无所谓乾南坤北离东坎西者，道家所载乾坤方位，亦与先天同而以合《参同契》，是不知《易》并不知有《参同契》者也。盖后世道家亦非汉时之旧。汉学之亡，不独经术矣。”（《易汉学》卷八“辨先天后天”）此书一出，被誉为“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余年，至是而粲然复章矣”（《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九《惠先生栋传》）。乾隆十四年，惠栋总结父祖辈经说和多年研《易》心得，开始编撰《周易述》，旨在复原汉《易》。他说：“栋四世咸通汉学，以汉犹近古，去圣未远故也。《诗》、《礼》毛、郑，《公羊》何休，传注具存；《尚书》、《左传》，伪孔氏全采马、王，杜元凯根本贾、服；唯《周易》一经，汉学全非。”（《松崖文钞》卷一《上制军尹元长先生书》）也正因此，《四库提要》称之为“发挥汉儒之学，以荀爽，虞翻为主，而参以郑康成、宋咸、干宝诸家之说，皆融会其义，自为注而自疏之。“惠栋对汉《易》研究自认最为得意的是以古字替换《易经》中的七十余个俗字，认为他的此项发现“卓然无疑”。然而这种轻率地改易经文，失误也是明显的。阮元批评说：“国朝之治《周易》者，未有过于徵士惠栋者也。而其校刊雅雨堂李鼎祚《周易集解》与自著《周易述》，其改字多有似是而非者。盖经典相沿已久之本，无庸突为檀易，况师说之不同，他书之引用，未便据以久沿之本也。但当录其说于考证而已。”（《研经室一集》卷十一《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序》）虽然如此，当人们不满宋人《易》学，转而探求更为近古的汉《易》时，首先重视汉人经学资料，其搜辑钩稽，不遗余力是可以理解的。诚如钱穆所说，这正证明惠栋学说的创造性和其本身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吴派学者继承惠栋研《易》的是江藩和李林松的《周易述补》，亦以荀、虞两家为主，兼采汉代各家《易》及《乾凿度》诸纬书，成就远不及他们的太老师惠栋。
    二、《尚书》学的研究是吴派学术最为显著的第二个表征。吴派的《尚书》研究始于惠栋《古文尚书考》，它是继清初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之后，再度考订东晋晚出之二十五篇为伪，而以郑玄所传之二十四篇为孔壁真古文。惠栋在该书前言中说：“今世所谓古文者，乃梅颐之书，非壁中之文也。熙采摭传、记作为古文，以绐后世。后世儒者靡然信从，于是东晋之古文出而西汉之古文亡矣。”惠栋的考证比阎著璩更加缜密，被认为伪古文之伪的最后定案者。此后，惠栋的学生江声亦张大师说，作《尚书集注音疏》十二卷，另附《尚书补谊》及《经师系表》二卷。他说：“吾师惠松崖先生《周易述》融会汉儒之说以为注，而复为之疏，其体列固有自来矣。声不揆檮昧，综经传之训诂，采摭诸子诸家之说，与夫汉儒之解以注《尚书》；言必当理，有敢入奇，谊必有徵，不敢欺世；务求惬心云尔。”（《尚书集注音疏述》）全书虽为专辑汉儒说为“集注”，然后自己为“音疏”。然而主要取自“马、郑之注及大传《伏生大传》异义（许慎《五经异义》），参酌而辑之，更旁采他书之有涉于《尚书》者以益之”（同上）。又沿袭乃师惠栋以古字改俗字的陋习，“采《说文》经子所引《书》古文本字，更正秦人隶书及唐开元改易古字之谬”并且“以篆写经，复上代文字之旧”（《平津馆文稿》下《江声传》）。尽管这样做不免有“见者讶以为天书符篆”之嫌，但它提供了汉代经说（古文经说）的一些概貌。稍晚于《音疏》成书的是吴派学者王鸣盛的《尚书后案》三十卷。王鸣盛曾问学于惠栋，所以也继承了研究《尚书》的吴派学术传统。其书一宗郑玄。他表示：“《尚书后案》何为作也？所以发挥郑康成一家之学也。”但又说：“余编次群书，搜罗郑注，惜已残缺，聊取马、王、《传》、《疏》益之。”（《尚书后案序》）显然，《尚书后案》实际上是结集了有关东汉古文经学派及其传衍《古文尚书》经说的资料集。所以杭世骏称为：“凡一言一字之出于郑者，悉甄而录之，勒成数万言，使世知有郑氏之注，并命名世知有郑氏之学。”（《道古堂文集》卷四《尚书后案序》）也正因此，王鸣盛的《尚书》研究充分体现了吴派的学术风格。
    紧随江、王之后，研究《尚书》的是孙星衍。孙星衍在江、王等人研究《尚书》的基础上撰成《尚书今古文注疏》三十卷，专释汉代今文、古文都有的二十九篇，以《书序》为第三十篇，编为一卷。试图取代唐孔颖达为晋代伪古文的《传》所撰写的《疏》（《正义》），变为汉代今文、古文传注另行撰《疏》。他在《自序》中说：“孔氏为《书·正义》序云：‘据蔡大宝、巢猗、费甝、顾彪、刘焯、刘炫等’，又云：‘览古人之传记，质近代之异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繁而增其简’。是孔氏之《疏》，不专出于己。今依其例，遍采古人传记之涉《书》义者，自汉、魏迄于隋、唐。不取宋以来诸人之注者，以其时文籍散亡，较今代无异闻，又无师传，恐滋臆说也。”孙星衍虽明言辑录汉唐旧注，而摒弃宋以后理学家的“臆说”，但实际上汲取了江声、王鸣盛等关于《尚书》的考证，作为《尚书》学总结性的专著，它展示了吴派学术风貌。为后来今文家陈乔枞的《今文尚书经说考》与皮锡瑞的《今文尚书考证》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