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吴派学术宗旨与风格
    治学一尊汉经，是吴派的学术宗旨。惠栋说：“汉人通经有家法，故有五经师。训诂之学，皆师所口授，其后乃著竹帛。所以汉经师之说，主于学官，与经平行。”（《九经古义·述首》）钱大昕认为：“训诂必依汉儒，以其去古未远，家法相承，七十子之大义犹有存者，异于后人之不知而作也。”（《潜研堂集》卷二十四《臧玉琳经义杂说序》）五鸣盛干脆说：“经文艰奥难通，但当墨守汉人家法，定从一师，而不敢他徒。”（《十七史商榷·序》）所谓“家法”、“师法”特指汉代经学传授。汉代五经博士及其所传弟子以师法说经，而各自名家，称“家法”。《汉书·徐防传》：“伏见太学试博士弟子，皆以意说，不修家法……以尊师为非义，意说为得理。”“师法”即指某一经师被确立为博士后，他的经说便被奉为“师法”。《汉书·儒林传》：“惟赢公守学，不失师法。”意思说赢公能继承其师汉景帝时博士胡毋生的“公羊春秋”之学。这种由选定传经的某家为博士后，于是由初学入门之师法家法转化为官定的师法家法。再由博士弟子员向某博士受业，某博士所受者，即成为博士弟子的师法家法，由此而形成固定的学术传承系统。家法和师法实际上是将固定的经学传承转为各经博士藉以维护个人学说专利的纽带。不过，在汉代也不十分严格。如吴派学者所推崇的许慎和郑玄，《后汉书·许慎传》：“初，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于是撰为《五经异义》。“集注引惠栋备述五经异同中所采用古今各家之说，并以“从古”、“从今”作区别，这表明许慎治经未受家法或师法的束缚。又如郑玄遍采诸家之说，以注群经，何休曾有“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之叹。吴派学者也一样。如惠栋《周易述》“以荀爽、虞翻为主，而参以郑康成、宋咸、干宝诸家之说”，而《易汉学》则“左右采获，孟长卿以下五家之易”。所谓“五家之《易》”，即指汉代孟喜、虞翻、京房、荀爽、费直五家个人的《易》说。按照汉代《易》学的传承，大致可分为三个系统：一是渊源于商瞿五传弟子田何的施、孟、梁邱之《易》，二是渊源于焦延寿、孟喜的京房之《易》，三是费直和高相之《易》。汉代《易》学又有今文与古文之分，惠栋以虞翻为主，虞翻世传《孟氏易》，属今文；而他又参以荀、郑诸之，荀、郑均传《费氏易》，属古文。因此，惠栋等所谓的师法家法，实际上是汉代古文与今文两个不同系统的混合体，但本质上仍属汉学系统。
    也正因此，出自对汉儒的尊信与固守，必然导致吴派治经强调从研究古文字入手，重视声音训诂，以求经书意义的方法。惠栋认为汉代学者都有师承渊源，训诂由经师口授，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同等重要，他说：“五经出于屋壁，多古言古字，非经师不能辨。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是故乃知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九经古义·述首》）王鸣盛说：“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十七史商榷·序》）钱大昕认为：“有文字而后有诂训，有诂训而后有义理。诂训者义理之所由出，非别有义理乎训诂之外者也。”（《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经籍纂诂序》）训诂本是汉代经学家治经的基础工作，据《汉书·艺文志》凡称“故”、“解”、“诂”及“章句”的都是指对某经文字的训诂及诠释。如《书》有《欧阳章句》三十一卷，《诗》有《鲁故》二十五卷，《毛诗故训传》三十卷。值得注意的是：凡称“传”或“说”的并不指训诂而是发挥六经的大义。如《易》有《易传周氏》、《服氏》、《书》的《欧阳说义》二篇，刘向《五行传记》等等。这说明汉代对经典的诠释主要包括文字解释和思想发挥两种。然而吴派学者虽明言以训诂通大义，但事实上将大义视为训诂，由训诂替代大义。章太炎批评为“皆陈义尔雅，渊于古训是则者也”（《訄书》第十二《清儒》）这显然不是汉儒汉经的基本精神。当然，训诂作为整理和研究经籍的方法，消除长期以来附加在经书上的种种误解和歪曲，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其中也不泛包含着一些科学治学方法和态度。但它所带来“断章零句、授古正后”的负面意义也极明显。焦循在与刘端临论学中指出：“近数十年来，江南千余里中，虽幼学鄙儒，无不知有许郑者。所患习为虚声，不能深造而有得。盖古学未兴，道在存其学。古学大兴，道在求其通。前之弊患乎不学，后之弊患乎不思。证之以实，而运之虚，庶几学经之道也。乃近来为学之士，忽设一考据之名目，循去年在山东时，曾作札与孙渊如观察，反复辨此名目之非。”（《雕菰集》卷十三《与刘端临教谕书》）焦循不承认文字，考据为一门学问，当然失之偏激，但他在“证之以实”的基础上加以选择、分析、判断的“运之于虚”，实际上将收集资料，分析排比，用抽象的方法以形成自己的思想。此札中所提到的孙渊如，即吴派后劲孙星衍。所以焦循名为与刘端临讨论学术，实是批评吴派的治学宗旨和风格。
    吴派尊信汉儒家法师法，运用小学训诂的纯汉学研究，这是清初以来学术思想发展的必然趋势。早在明末清初，被誉为“开国儒宗”的顾炎武就倡导“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的治学方式，然而吴派学者更多的是反宋学的主题。我们知道，乾嘉之际程朱理学仍是官方哲学，而理学家以自家义理解释儒家经典，使经学理学化，成为理学的经书依据。其治学方式专主空谈性心，经学一出臆断。宋学虽为清代官方确认的学术正统，但自清初以来一直受到在野的非正统的汉学提倡者的批评。清初黄宗羲、毛奇龄、胡胃等人对邵雍、朱熹先天《易》说发起的批判和清算便是证明。也正因此，吴派学者为恢复相传由孔子整理和传授的《六经》本义，都强调由字词入手研究经书，而字词训诂必须以汉儒笺注为主要依据，从而对宋学提出了批评。如惠栋认为魏晋以后的学术走向是“明堂之制亡，《周易》之学晦”，甚至认为“宋儒之祸，甚于秦恢”。他的《易汉学》旨在辩证“河图洛书先天太极”之学。江声说：“性理之学，纯是蹈空，无从捉摸，宋人所喜谈，弟所厌闻也。”（《问学堂赠言》）江藩也指出：“经学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元明以来，此道益晦。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沈霾，一朝复旦。”（《汉学师承记·自序》）这种鲜明的反宋学立场，被袁枚称为“足下（惠栋）与吴门诸士厌宋儒空虚，故为汉学以矫之。”（《小仓山房文集》卷八《答惠定宇书》）众所周知，清代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代，把尊崇朱学当作一以贯之的国策，他们需要假借理学作统治的工具，而内心对理学家十分鄙夷。如康熙对自己表彰的“理学名臣”汤斌、李光地、熊赐履在密谕中全都予以讥斥，屡见于《实录》、《东华录》。乾隆时对理学的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如乾隆十九年四月，他在殿试试题中提出了道学流行后“大道愈晦”的看法。又如后来对尹嘉铨仿照朱熹《名臣言行录》编撰《本朝名臣言行录》而予“逮治处绞”的极刑。这与其说是对尹嘉铨标榜臣权，易启门户争执，侵犯君权的痛恶，还不如说他对朱熹《名臣言行录》一书的反感。而他在书程颐《论经筵劄子》中说：“且使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且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更显示了乾隆对宋儒的真实态度。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乾隆对儒经的关注。乾隆十四年（1749）十一月，颁谕，责成九卿、督抚举潜心经学的纯朴淹通之士。十五年（1750），乾嘉汉学先驱，无夕学者顾栋高以经明行修之士，授为国子监司业。与此同时，惠栋也以博通经史，学有渊源，为两江总督黄廷桂、陕甘总督尹继善列名荐牍。对此，惠栋认为：“国家两举制科，犹是词章之选。近乃专及经术，此汉魏六朝，唐宋以来所未行之旷典。”（《松崖文钞》卷一《上制军尹元长先生书》）这表明惠栋对现行政府提倡儒经热忱的响应。从这一意义上讲，吴派学者扬汉抑宋正与清廷文化政策转移有着某种密切契合的内在联系，它展示了清代前期学术思想发展的一般趋向。吴派的产生，奠定了乾嘉嘉汉学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