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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治经兼及考史，是吴派学术最为显著的第三个表征。吴派学者虽偏重于古经汉疏的研究，但也深研史学。如惠栋也撰《左传补注》。《反汉书补注》、《续汉志考》等。吴派中以考史著称的是王鸣盛和钱大昕。王鸣盛所撰《十七史商榷》，钱大昕认为“主于校勘本文，补正讹脱，审事迹之虚实，辨纪传之异同，于舆地职官，典章名物，每致详焉。独不善褒贬人物，以为空言无益实用也。”（《潜研堂文集》卷四十八《西沚先生墓志铭》）钱大昕因其学术名望又兼有妹夫的身份，他的这种看法，也被史界经常称引。其实王鸣盛研史精于考证舆地职官、典章制度是正确的，但说他“独不善褒贬议论”，则有欠考察。如王鸣盛对于历来备遭唾骂的唐顺宗时与宦官势力作斗争的革新人物王叔文大加褒扬，认为“叔文行政，上利于国，下利于民，独不利于弄权之阉臣，跋扈之强藩”（《十七史商榷》卷七十四“顺宗纪所书善政”条）。清初王夫之也肯定王叔文“革德宗末年之乱政，以快人心，清国纪，亦云善矣。”但又指责他的动机和品行：“器小而易盈，气浮而不守”，“胶漆以同其类，亢傲以待异己，得志自矜。”（《读通鉴论》卷二十五“顺宗”）显然，王鸣盛的认识远比王夫之深刻。所以李慈铭赞扬他“议论淹通，多足决古之疑”（《越墁堂读书端记》，第170页，天津人民出版社）。在吴派学者中，史学成就最大的要推钱大昕。钱大昕以毕生精力，作《二十二史考异》，仿照《通鉴考异》的体例，对于除《旧五代史》和《明史》以外的全部“正史”及其注解，进行了细致的文字校勘，以及训诂、地理、职官、氏族、名物、年代等方面的镇密考订，是与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劄记》齐名的清代三大考史名著之一。钱大昕虽很少发议论，但有些议论也寓有突破封建框框的思想。封建社会中，君道不可侵犯，而钱大昕却认为：被弑的君主都是无道之君，如果君主贤明，何至于被弑（《潜研堂文集》卷七《答问四》）。又封建的伦理观不准妇女改嫁，钱大昕认为：如果夫妇之间，恩爱已绝，“去而更嫁，不谓之失节，……使其过不在妇欤，而嫁于乡里，犹不失为善妇。不必强而留之，使夫妇之道苦也。”（《潜研堂文集》卷八《答问五》）这些大胆的议论，被人们看作是他关注清史即当时的现代史的含蓄表现。此外，钱大昕还著有《三史拾遗》、《诸史拾遗》、《通鉴注辨证》、《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考》、《疑年录》等也都是古代史料学的杰作。吴派学者这种由文字音韵入手，致力于名物的解释，典制的考索，事迹的正误的经学研究而转向古代史料学的研究，实是与他们治经扬汉抑宋联系在一起的。王鸣盛指出。“宋明人略通文义，便想著作问世，一涉史笔，便欲法圣人削笔”（《十七史商榷》卷九十二“唐史论断”条）。又说“动辄妄为大言，高自位置，蔑弃古人，而胸驰臆断，其实但可欺庸人耳”（《十七史商榷》卷三十八：“马融从昭受读”条）这显然是批评宋明理学从主观解经到臆测解释历史，模仿圣人《春秋》笔法，对史事大加褒贬的空疏学风。如果说吴派学者治经还仅仅是停留在经验性的阶段，那么他们研究历史，追求历史真实性的可贵努力，正说明他们更多的是转向理性探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