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把法国年鉴学派的发展历程放在科技革命的时代中去研究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在一篇论文里是难以囊括的。但通过以上论述，我们还是可以得到一些经验和启示的。
    首先，年鉴派之所以能在许多方面代表了本世纪历史科学的基本走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充分利用了当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强大优势。史学观念与理论的不断更新显示出当代科学认识论在历史认识系统中的特殊作用，而现代科学技术直接用于历史研究，又使研究的手段迅速更新、研究领域不断扩大，从而使古老的历史学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另外，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史学中，日益受到重视，也是年鉴学派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历史唯物主义的许多基本观点，由于其研究历史过程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而为许多年鉴派学者所采用。如雅克·勒高夫所说：“在许多方面，如带着问题研究历史、跨学科、长时段和整体观察等，马克思是新史学的大师之一。”（18）
    其次，在科技革命时代，历史研究者应主动、自觉地了解现代自然科学的基本进程，掌握与史学研究相关的科学知识。从年鉴派的史学家来看，他们大多具有这种素质，其实这与传统史学并非是截然对立的，而是表现为一种批判继承的关系。例如马克·布洛赫年轻时就曾在德国学习，可以说在兰克学派兴盛之时，得到了传统实证主义史学的真传，这为他日后在“史料考证运用上娴熟自如奠定了基础，同时对德国兰克史学的了解又使得布洛赫在后来冲破实证史学的一统天下的争斗中知人知已”（19）。年鉴派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如勒·罗瓦、拉杜里、乔治·杜比、雅克·勒高夫等等无一不是即有收敛式思维又有发散式思维的史学家。一方面，他们有着传统史学的长期积累；另一方面，他们又思想活跃，勇于除旧立新，把年鉴派的事业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推向前进。这种思维的特征与性格与库恩所说的一个成功的科学家所应具有的思维模式是一致的。这一点也是值得我国的史学家认真思考的。
    第三，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体系，与其他各科学门类即有联系，又有着明显的不同。历史认识的主体、客体、中介以及把它们要相互联系在一起的系统，都决定了历史认识必须经过复杂、多样的途径才能完成。在这一过程中必须注意的是，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结合后，产生的“碎化”现象和史学的数字化倾向使历史学的整体性独立性趋于丧失的可能。这一状况在50-70年代的年鉴派史学中已有较明显地表现，然而由于其脱离大众读者，而削弱了史学的社会功能，结果使年鉴派在近些年又出现了复归叙事史和政治史的趋向。对这一演变过程，还有待于我国学者的进一步研究，并从中吸取一些经验与教训。
    近年来，年鉴学派对叙事史的复归决不是回到原来的状态，而是在科技与社会发展条件下，对叙事史与政治史的更高的追求。对现代科学与科学哲学的认识和自觉运用，使80年代以来的法国史学不断向前推进。总之，对西方现代史学的研究还应进一步深入，这对我国史学的发展与未来，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巴尔格：《历史学的范畴和方法》，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②乔治·皮·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15页。
    ③④夏基松等编著：《西方科学哲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8、116页。
    ⑤（12）伊格尔斯：《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227、6页。
    ⑥⑧（11）（13）（19）见《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4-125、129、130、128、292页。
    ⑦（14）（15）[法]乔治·杜比：《法国历史研究的最新发展》载《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1期。
    ⑨H·罗斯与S·罗斯：《科学与社会》，企鹅出版公司1970年版，第12页。
    ⑩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版。
    （16）项观奇编《历史计量研究法》，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17）［法］弗雷：《历史学中的计量问题》载《历史研究计量法》，第251-253页。
    （18）［法］雅克·勒高夫：《新史学》，载《史学理论研究》，1987年创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