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辉祖又以辽金元三史“族以名行，人不系姓”，“国俗相沿，语必叠字，对音翻译，文难数通”，人名“当时既难辨皙，后世益鲜考据，于是贤否相混，彼我合并”，故撮拾考核，审疑辨异，撰《三史同名录》40卷，共收录人名1263个。在每条姓名下标注同名者人数、各自所在卷次以及职官、事迹，并在注释下对同名者复加考订区别，“于是三史所载，毋论有传无传之人，凡有同名，详悉考别，既博且精，得未曾有”，“俾读史者轩目豁心，可为久法”〔（14）〕，基本解决了辽金元三史同名异译这个难题。
    汪辉祖在乾隆六十年（1795）还撰成《二十四史同姓名录》160卷，“得姓名一万四千五百有奇，同姓名者四万三千有奇，存疑四卷”〔（15）〕。钱大昕在《潜研堂文集》卷24有序。十分可惜的是此书未经刊刻，稿本亦早已散失。近人彭作桢编纂的《古今同姓名大辞典》是此类工具书中集大成之作，他在《自序》中也盛赞汪书。近人陈让也盛赞汪辉祖在史学工具书编纂上的贡献。〔（16）〕
    3.撰述杂著多种，具有较高史料价值。
    汪辉祖的著述，除上述四部史学工具书外，流传至今的尚有：《病榻梦痕录》，2卷，《梦痕录余》1卷，《越女表微录》6卷，《舂陵褒贞录》1卷，《善俗书》1卷，《双节堂庸训》6卷，《佐治药言》1卷，《续佐治药言》1卷，《学治臆说》2卷，《学治续说》1卷，《学治说赘》1卷。这些著述从各个不同角度为我们研究清史提供了历史资料，其中尤以《病榻梦痕录》及《梦痕录余》（以下简称《梦痕录》、《录余》）史料价值最高，这是汪辉祖自定年谱，按编年顺序记述了其游幕、仕历、交往等生平事迹，记事准确，材料翔实，可信程度较高。下面从五个方面来分析上述著作的史料价值：
    第一，经济方面。《梦痕录》及《录余》记载了大量有关清代土地买卖、物价、钱法、漕运、盐政等方面的经济史料，可供史学工作者参考。
    第二，法律方面。《梦痕录》及《录余》、《佐治药言》、《续佐治药言》中载有大量涉及清代州县司法审判制度的材料。汪辉祖身为一时名幕，精熟刑名律例，故上述诸书中法律方面资料俯拾皆是。
    第三，吏治方面。《学治臆说》、《学治续说》及《学治说赘》三书对研究清代吏治很有参考价值。其内容皆“综论治理，言约旨该，皆自抒心得，绝不剿先民之说以为说”，为“筮仕者所当奉为圭臬”〔（17）〕，刊刻后风行一时，书肆一版再版。汪辉祖佐幕、为吏近四十年，洞晓吏治症结。
    第四，文化方面。这些著作中还具有丰富的人物资料，对研究清代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生活和地位大有裨益。《梦痕录》及《录余》不仅记录了汪辉祖本人七十八年的生活和言行，而且涉及到他的家庭成员、亲戚、师友、同僚等各方面的人物，记录了他们同汪辉祖的关系、言行及影响，从各种不同角度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情状。如《录余》嘉庆六年（1801）条记载：“闻章实斋十一月卒。”这是考证章学诚卒年最早和最可靠的史料。汪辉祖是章学诚和邵晋涵的挚友，自云“与实斋交往三十二年”，他认为章氏“古貌古心，文笔朴茂”〔（18）〕，“古文根深实茂，重自爱惜，从无徇人牵牵之作”〔（19）〕，邵晋涵则“经术淹通，于书无所不读，为人孝友诚和”〔（20）〕，这些都是研究这两位史学大家生平及其学术的重要史料。汪辉祖还撰有《越女表微录》6卷，搜罗绍兴一带贞孝节妇330余人的事迹，时“新修《绍兴府志》，所载妇女俱采入”〔（21）〕；又撰《舂陵褒贞录》一卷，“纪宁远、道州两任扁表幽隐节孝妇女，镌成即寄宁道以备修志时采入”〔（22）〕。这两种著作在当时为地方志的编修提供了现成的素材，也为我们今天了解清代妇女的生活状况、社会地位、贞节观，以及族权、夫权对妇女的压迫等情况，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料。
    第五，社会生活方面。《善俗书》反映了宁远县的风俗民情，《双节堂庸训》则反映了当时人们在教育后代、治家、婚丧嫁娶、祭祀、为人处世之道等方面的情况。更为可贵的是汪辉祖在书中还记载了各种灾异情形。如《梦痕录》卷上乾隆三十五年（1770）条记载了海水倒灌萧山西兴塘，“塘外业沙地里男妇淹毙一万余口，尸多逆流入内河，内河浮尸及殡厝棺无算，两日不能通舟”的惨状。《录余》嘉庆十年（1805）条则云萧山米价暴涨，乡民争领平籴票，“拥毙妇女六十余人，人情凶惨，官为给费埋葬，其有受伤归毙者尚数十人。嗣后每日领票多有伤折皮骨，饥饿余生，不能复办药物，常致殒命”。令人遗憾的是，对于如此重要的内容，今新编《萧山县志》对前一条史料所载灾情语焉不详，后一内容则未予记载。再如《梦痕录》卷上乾隆五十一年（1786）条详细记载了苏皖鲁等地的灾情，时灾民卖妻鬻子，“流丐载道”，“尸横道路”，尸体“埋于土，辄被人刨发，刮肉而啖”。这种资料不仅可补灾荒史之作，而且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所谓“乾嘉盛世”的社会状况。
    三
    汪辉祖为人正直，虽出入乌烟瘴气的封建官场近四十年，却一直能保持着廉洁奉公。他对当时黑暗的吏治深为不满，极为主张实行清廉政治并且敢于付诸实践。他认为为官当以“尽心为本”，“于百姓之事非如父母之计儿女，曲折周到，终为负官，终为负心”〔（23）〕，“治以亲民为要”，而“亲民之道，全在体恤民隐，惜民之力，节民之财，遇之以诚，示之以信”〔（24）〕，他还提出至亲不可用事、勿使家人有居官之乐、不节必贪等，在《学治续说》中甚至提出“趋吉避凶，理也，公而忘私，不当存趋避之见”的思想。
    与其政治思想相适应，汪辉祖在史学思想上提出做学问必须经世致用的积极主张。认为“文以载道，无关惩劝，偶然适性陶情、赠答纪事，皆可不录，无庸为枣梨祸也”〔（25）〕。故其“所撰著，金玉、布粟、药石也，实有济于用”〔（26）〕。他批评那些“高谈往古，务为淹雅，而任之以事，一无所济”的“嗜古之士”，指出“所贵于读书者，期应世经务也”〔（27）〕。他还大胆提倡为官者“当涉猎诸史以广识议”，盖“经言其理，史记其事，儒生之学先在穷经，既入官则以制事为重，凡意计不到之处，剖大疑决大狱，史无不备，不必刻舟求剑，自可触类引伸”〔（28）〕。他自己就曾“据《汉书·赵广汉传》钩距法，断县民匡学义狱，据《唐书·刘贲传》断李、萧两氏争先陇狱，判决皆曲当”〔（29）〕。从他的史学实践来看，亦自始至终贯穿着求实学风，“每谓史才难得，俗学多乖”，乃“考核同异，折衷是非”〔（30）〕。钱大昕《元史本证序》称其所撰史著皆“自摅新得，实事求是，不欲驰骋笔墨，蹈前人轻薄褊躁之弊”。他也很重视史书褒贬惩劝的教化功能，在《史姓韵编自序》中就云：“编录之时，遇其人勋节灿著，传目虽不标名，亦必附载于篇……若外戚若权奸往往亦附所自出，窃于是寓劝惩之意焉。”在《元史本证》卷35《纽璘传》条，他指出：“囊加台助上都讨逆，至死不变，允合大义，《元史》不列于《忠义传》，又不附书于此，何以传信！”因而为其补写事迹几达一千字，为《证遗》部分字数最多的一条。
    在史书的编写上，他力主直书，反对曲笔隐讳。故在《元史本证》中屡屡指出《元史》曲笔讳饰之处。如卷19，批评《燕铁木儿传》“讳其文宗天历二年前种种不臣之实，曲笔如此，何以示信”！对《元史》体例、史文繁简、撰写方法等亦多有议论，并一一指出其行文冗复漏略、编次详略失当、重复立传、史事自相矛盾等等不检之处，要求修史者加强学术修养，提高修史水平。
    综上所述，可见汪辉祖是清代在政治上很有作为的清官、学术上富有建树的史家。遗憾的是他的事迹至今还鲜为人知。当然，作为一位封建正统史家的汪辉祖，有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他在政治上忠于清王朝，思想上极力维护封建纲常名教，他一生热衷于表彰贞孝节烈妇女，宣扬封建伦理道德。他还具有浓厚的宿命论思想，自云“检点身心七十年，平陂倚伏总由天”〔（31）〕，“此其中有命焉，非人之所为也”〔（32）〕。其著述中言及神鬼怪异、因果报应之处亦有不少。对于这些思想糟粕，我们在研究时也应加以批判和剔除，以便更好地宏扬他学术思想中有价值的内容。
    〔附记：本文承蒙导师仓修良教授的多方指正，在此谨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