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和所谓“黄祸”的批评
    孙中山虽然认为中国有“人满之患”，但他认为只要能发展生产，就能变过剩的人口成为创造财富的巨大力量。他的人口思想是积极的、乐观的，对当时在中国颇为流行的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采取批评态度的。早在1912年，他应中国社会党邀请所作的一次讲演中，就最早在中国树起了批评马尔萨斯的旗帜。他说：“英格物家马耳国（今译马尔萨斯）者，著有人类物产统计表一书，其主脑谓物产之产额，有一定之限制，而人类之蕃息，为级数之增加，据二十五年一倍之说，推之将来，必有人多地少之患，生众食寡，天降疫疠，国际战争，皆所以减少人口之众，防止繁生之害，而合于世界演进之原理，于是乎国家殖民政策，缘此发生，弱肉强食，劣败优胜，死于刀兵者，固属甚多，其受强族之蹂躏，沦落而至于种族灭绝者，又比比皆是也。”（12）后来，他在1924年的民族主义讲演中，更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斥之为一种亡国灭种的学说。他提出告诫说，以往“各国人所以一时不能来吞并的原因，是由他们的人口和中国的人口比较还太少。”但是，假如中国也照马尔萨斯的主张去做，减少了人口，在将来就会有“亡国”、“灭种”的危险。（13）
    对于马尔萨斯所提出的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孙中山也是不赞成的。他早在《上李鸿章书》中，就指出只要重视农学，讲究科学种田，“则能同等之田产数倍之物，是无异将一亩之田变为数亩之田，即无异将一国之地广为数国之大也。如此，则民虽数倍，可无饥馑之忧矣。”（14）后来，孙中山在他的许多论著中，一再强调只要运用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使用农业机械进行生产，就可以做到“一人所耕，千人食之不尽。”（15）因此，人口虽有所增加，亦不会有饥馑之虞。马尔萨斯把人民的贫困、失业等问题归咎于人口的增长超过食物增长这个所谓自然规律的作用，孙中山则认为人口的过剩、贫困、失业和社会动乱，只是因为政治腐败，生产方法不良，只要改革政治，应用农业科学技术，使用农业机械，就可以解决人口过剩问题。所以，尽管孙中山也认为有“人满之患”，但他的人口思想和马尔萨斯的人口思想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
    在孙中山的人口思想中，还有值得重视的是他对所谓“黄祸”的批判。帝国主义借口中国人口众多，有丰富的资源，污蔑中国如果发展强大起来，就会对全世界产生威胁，成为西方的“黄祸”，因此要尽可能地压抑阻碍中国人。对于这种谬论，孙中山在1904年发表的《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他指出，这种说法首先是不道德的，因为“一国是否应该希望另一国衰亡”？这显然是不道德的。其次，“中国人的本性就是一个勤劳的、和平的、守法的民族，而绝不是好侵略的民族，如果他们确曾进行过战争，那只是为了自卫。”“如果中国人能够自立，他们即会证明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再次，“从经济观点来看，中国的觉醒以及开明的政府之建立，不但对中国人、而且对全世界都有好处。全国即可开放对外贸易，铁路即可逐步修建，天然资源即可开发，人民即可日渐富裕，他们的生活水准即可逐步提高，对外国货物的需求即可增多，而国际商务即可较现在增加百倍，能说这是灾祸么？”他告诫那些借口“黄祸”，顽固地推行侵略中国政策的人，“是潜伏着危险与灾难的。”（16）孙中山这些论述，不仅在当时驳斥了所谓“黄祸”的谬论，而且在今天看来，仍然不失为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的思想。
    四、解决“人满之患”的途径
    孙中山对于解决中国社会人口相对过剩的途径和具体办法，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他自己认识的发展，而侧重有所不同的。他在《上李鸿章书》中，认为“人民则日有加多，而土地不能日广也，倘不日求进益，日出新法，则荒土既垦之后，人民之溢于地者，不将又有饥馑之患乎？”（17）因此，他把解决“人满之患”的重点，放在讲求农政，使用新法上。他提出了机械、肥料、种子、除害、水利、运输、防灾等一整套的农政方针。辛亥革命后，他则把解决民贫国弱和“人满之患”的问题，重点放在对外开放，吸收外资，发展实业上。还在武昌起义后不久，他就提出了这一问题。他说：“共和成立之后，当将中国内地全行开放，对于外人不加限制，任其到中国兴办实业，当视本国利益为本位。”“中国人民号称四百兆，物产丰富甲于全球，外资输入自如水之就壑，吾等当首先利用，以振兴其工商业；俟信用大著后，则投资更为稳固，外资更当能大集于中国。”（18）
    孙中山对外开放，吸收外资，发展实业的方针政策，是建立在对国情认识的基础上的。他认为，中国地大物博，有五千年的历史和文化，有辉煌的过去，人民的聪明才智自古无匹。近代之所以落后，原因之一是封闭保守，没有积极接受近代文明。他认为“排外与畏惧，两端皆非。”（19）正确的国策，应该是对外开放而又维护主权。由于他对于在建立民主共和以后，即行对外开放，吸收外资，发展实业，早已胸有成竹，所以一当他从临时大总统解职，就将主要精力转移到发展实业上来。他认为随着实业的发展，人口过剩问题亦可随之而解决，而“要想发达实业，非用开放主义不可。”“何以名为开放政策？就是让外国人到中国办理工商等事。”“凡是我们中国应办事业，我们无资本，即借外国资本；我们无人才，即用外国人才；我们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物质上文明，外国费二三百年功夫，始有今日结果，我们采来就用，诸君看看，便宜不便宜？”（20）
    他批评怕借外债的思想，指出“借外债营不事生产之事则有害，借外债以营生产则有利。美洲之发达，南美、阿金滩（引者按：指阿根廷）、日本等国之勃兴，皆得外债之力。吾国借债修路之利，（如京奉）以三年收入，已可还筑路之本，此后每年所进为纯利。”一个国家“能开发其生产力则富，不能开发其生产力则贫。”（21）他说，民主政府的借外债、用外资，与清朝政府完全不同。“满清借债之弊窦，第一则丧失主权，第二浪用无度，第三必须抵押。若新政府借外债，则一不失主权，二不用抵押，三利息甚微。埃及所以借外资而亡国者，失主权故也。美国初独立时亦借外债，而美国之能兴者，则不失主权故也。”（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