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往史论中，梁启超往往遭到“鼓吹英雄史观”的激烈批评。所谓英雄史观，即将英雄视为历史和人民的主宰，宣扬英雄崇拜和先验论的天才论。其实，将梁启超的英雄观与英雄史观混淆一气，是一种历史的误解。诚然，梁氏英雄观中包含着一些杂芜的内容和非历史主义观念，但其内涵决非“英雄史观”可以概括。
    一
    “英雄”一词，最先出现于东汉班彪所作的《王命论》一文中：“英雄陈力，群策毕举，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业也。”[1]
    在英雄辈出的三国时代，刘劭释“英雄”为：
    夫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故人之文武茂异，取名于此。[2]这就是说，人与人之间是有区别的，那些智慧超群、才能卓异、武艺高强的人被尊为英雄。
    实际上，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可追溯至远古神话和传说时代，盘古开天辟地、后羿射日、夸父逐日、大禹治水……脍炙人口的英雄故事代代流传。他们处于半人半神之间，具有超人的智慧、能力和力量，为民除害，为大众谋福利而又富于自我牺牲精神，奠定了日后中国英雄的基本性格内涵。
    关于英雄，梁启超有自己的定义，他认为：
    英雄云者，常人所以奉于非常人之微号也。[3]每个人身体、心理素质各异，智力、才能有高下之分，“一国虽大，其同时并生之豪杰，不过数十人乃至数百人止矣，其余四万万人，皆随此数十人若数百人之风潮而转移奔走趋附者也”[4]。英雄之所以具有如此广泛的号召力，是因为他们身上有一种“烟土披里纯”（Inspiration，即精神）的感召力，他们服从公理，通达时势，代表了广大民众的愿望、意志和利益，“所贵乎豪杰者，非谓其有桀骜骁鸷之才，足以推倒他人，岿然独雄于群上也，因谓其能谋团体之幸福，以一群之公益为目的也”[5]。反之，即是以人民为刍狗，遂一己之私的奸雄和民贼。可见，梁启超眼中的英雄在品行、节操上与中国传统中的英雄同出一辙。
    传统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是那些安邦定国、建立辉煌功业的政界、军界领袖，千军万马中奋勇拼杀的沙场勇士，行侠仗义、游踪不定的江湖侠客，还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草莽英雄、绿林好汉，等等。
    但梁启超心目中真正的英雄，不是他们，而是思想界的学者、哲人和思想家：“吾以环游地球之目，旅行于数千年历史中，吾遇摩西，吾遇摩诃末，预言之雄也，其人高；吾遇索士比亚，吾遇但丁，吾遇弥儿顿，诗歌之雄也，其人深远；吾遇波尔，吾遇路德，吾遇诺士，宗教之雄也，其人劲烈；吾遇约翰逊，吾遇卢梭，吾遇本士，文学之雄也，其人奇。若夫政治之雄，战阵之雄，其姓名错错落落于历史上，大者小者正者奇者成者败者，殆不下百数十，而真使吾侪有崇拜之价值者，几何人哉！”[6]1901年，梁启超在日本为其师康有为先生作传，将英雄分为应时之人物、先时之人物两大类。他认为，应时人物是实行者，先时人物是思想者；应时人物易得，先时人物难求，从而将乃师康有为许多先时而生的英雄。他写道：
    有应时之人物，有先时之人物。……先时人物者，社会之原动力，而应时人物所从出也。质而言之，则应时人物者，时势所造之英雄；先时人物者，造时势之英雄也。既有时势，何患无应此之英雄，然若无先此之英雄，则恐所谓时势者渺不可睹也。应时者有待者也，先时者无待者也，同为人物，而难易高下判焉矣。[7]
    梁氏此种认识，在西方也有不谋而合之处。近代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其名著《哲学通信》中说过：
    有人争论这样一个陈腐而烦琐的问题：凯撒、亚历山大、铁木儿、克伦威尔等人，哪一个是最伟大的人物。
    有人回答说，一定是牛顿。这个人说得有道理。因为倘若伟大是指得天独厚、才智超群、明理诲人的话，像牛顿先生这样一个十个世纪以来杰出的人，才真正是伟大人物；至于那些政治家和征服者，哪个世纪也不短少，不过是些大名鼎鼎的坏蛋罢了。我们应当尊敬的是凭真理的力量统治人心的人，而不是依靠暴力来奴役人的人，是认识宇宙的人，而不是歪曲宇宙的人。[8]如同梁启超一样，伏尔泰将真正的伟人和英雄的桂冠奉献给科学家和思想健全的哲学家，而非声名显赫的王公贵族或军事统帅。
    马克思主义从来都没有否认过英雄人物的存在，经典作家们强调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的同时，也指出了偶然性在历史中的作用，杰出人物能够大大加速或延缓社会发展的进程；在肯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体性地位的同时，也充分肯定了杰出英雄人物的历史创造作用。斯大林认为，那种说马克思否认英雄、否认英雄的作用的观点是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了[9]。普列汉诺夫“一千个庸才代替不了一个马克思”的论断也深可玩味。深刻的思想家和精英人物，虽然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但作为“更高意义上的人”，他们能敏锐地把握历史发展的契机，洞察社会发展的方向，从而给历史留下深刻的影响。梁启超英雄观中有许多我们必须加以抛弃和批判的成分，但他在英雄与时势、英雄与人民大众的关系等问题上，亦有许多精辟和独到的见解。某些思想和问题的提出，是时至今日我们仍无法回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