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时势造英雄耶？英雄造时势耶？”这是世纪之初梁启超对历史的追问，也是今天我们探讨其英雄观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人们是在既定的生产条件和社会条件下创造历史的，英雄即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是时势造就了英雄。马克思指出：“如爱尔维修所说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10]在这个问题上，梁启超主张“折衷两说，人物固然不能脱离环境的关系，而历史也未必不是人类自由意志所创造”[11]，英雄与时势是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但他又说：
    历史由环境构成耶？由人物构成耶？此为史界累世聚讼之问题。以吾侪所见，虽两方势力俱不可蔑，而人类心力发展之功能，固当畸重。[12]
    在一些论者看来，梁氏此论是英雄造时势、英雄的心力造时势的明证。实际上，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首先，梁启超此处所谈论的是历史创作中的取材问题，即历史应以人物为主角，为此他肯定了司马迁作《史记》开创了中国史学“以人物为中心”的原则和传统。人类社会的历史离不开人的活动，马克思就曾说过：“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3]很难设想，离开了姿彩纷呈、活生生的人，历史记载还有什么意义？
    其次，梁启超论英雄与时势的关系，比较注意将英雄人物的活动放置到一定社会背景和时势中去考察，在他所作的诸多中外古今名人传记中，开篇一般辟有专门章节叙述传主所处的时代，以求知人论世。例如在《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中，梁启超首先分析了三杰出现以前的意大利形势：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意大利四分五裂，专制压迫和分裂割据使意大利暗无天日，“时势造英雄，呜呼，时势至此，岂犹未极耶！”此情此景，使“天不忍神圣之罗马，恭然暗然长埋没于腥风血雨之里；天不忍数千万文明坚忍之意大利民族，呻吟于他族异种一摘再摘之下，乃于一千八百五年六月二十二日诞育一豪杰于意大利之治那阿市，名曰玛志尼，……犹以为未足，复于翌二年即一千八百七年七月二十二日，更诞育一豪杰于意大利之尼士府，名曰加里波的；犹认为未足，复于翌三年即一千八百十年，更诞育一豪杰于意大利之撒尔维亚，名曰加富尔。自兹以往，而千年冢中之意大利遂苏。”很显然，梁启超此处的“天意”。并非如有的论者所说，是上天有眼，降生“三杰”拯救意大利人民于水火之中，是用天命论去解释社会杰出历史人物的出现和社会历史的发展[14]。可以说，他比较明确地认识到了正是意大利风雨如磐的形势，需要英雄人物的出现，同时也就造就出了玛志尼，加里波的（弟）、加富尔这样的英雄。
    最后，从宏观上讲，个人的活动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人们不可能脱离当下既定的社会状况而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每个时代都会造就出自己所需要的伟大人物。诚如恩格斯所说：“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期出现于某一个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它，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但紧接着，恩格斯继续说：“--或好或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是会出现的。”[15]这也说明，时代并不能“复制”出一模一样的替代者。从一定意义上讲，英雄造时势也未必可一概否定。梁启超所谓的先时之人物，带有一定的先验色彩和先知先觉性，但他也曾明白地指出过：“宇宙间曾无不受社会之影响束缚而能块然存在的个人，亦曾无不籍个性之缫演推荡而能块然具存的社会；”[16]个人的思想和时代思潮是相互影响的：“个人的思想，为大学者或大政治家脑力所产物，其性质为有意识的创造；时代的思潮，由遗传共业及社会现行习俗制度混织而成，其性质为无意识的演进。两者亦常有交光的关系，个人能开拓时代，时代亦孕育个人。”[17]一个人从呱呱坠地之日起，即处在一定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的影响、熏染之中，社会和文化塑造了个人，但人类在特定的文化模式中，并不是被完全决定和无所作为的，否则，社会和文化就会停滞不前。我们既要强调时代和社会对个体的人的塑模作用，也要充分意识到每个个体的人正是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创造主体，才能更好地把握个体与社会、个人与时代的辩证统一关系。
    三
    谁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如何说明英雄人物与人民大众在历史创造和发展中的作用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构成梁启超英雄观的主要内容。
    梁氏认为，英雄与文明成反比例，英雄会逐渐“凡庸化”。上古社会，人智未开，英雄见重于时，被视若天神；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和教育的普及，人人皆为平等之英雄，英雄自可绝迹于天壤，“必到人民不倚赖英雄之境界，然后为真文明”[18]。但中国远未到此文明程度，虽然，他认识到历史活动的目的是在绝大多数的人民大众，但却认为历史活动的主导者只在少数人：“社会进化，全社会之人同进之谓，而导率社会多数以进者，又恒在一二人。古今中外能进化之社会，皆其历代圣哲豪杰人格之化成也”[19]，因而梁启超尤其倚重思想界的精英，政界、军界的领袖和英雄虽可威震四方，显赫一时，但人亡政息，流风余烈，后世无存。历史的天空群星灿烂，启明星只有一颗，它永远从东方升起，迎来人类的黎明。先时而生的英雄，是为历史负重的人，其思想具有某种超前性，与时代格格不入。他相信，“凡大思想家所留下的话，虽或在当时不发生效力，然而那话灌输到国民的‘下意识’里头，碰着机缘，便会复活，而且其力极猛”[20]。身前寂寞，思想的光耀却可以照亮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上千年的身后世界，这正是先时人物的伟大卓绝之处。
    同时，梁启超在他所作的英雄和名人传记中，浓墨重彩地渲染了英雄人物的超人业绩和作用，宣扬英雄崇拜。其言论如“今国于世界者数十，其雄焉者不过十之一，彼其鼓之铸之缔造这歌舞之庄严之者，孰有不从一二爱国者之心之力之脑之舌之血之笔之剑之机而来哉”[21]，又如“意大利人之桎梏，加富尔解之；意大利人之荆棘，加富尔锄之；意大利人之常识，加富尔畀之。意大利非加富尔之妻，而加富尔之儿也”[22]，无一不在说明英雄创造了历史，英雄是人民的救世主。
    梁启超受到英国哲学家卡莱尔英雄崇拜思想的影响，他在《新英国巨人克林威尔传》中写道：“国民不可不崇拜英雄，此英国诗人卡黎尔之言也。卡黎尔曰：‘英雄者上帝之天使，使率其民以下于人世者也。凡一切之人，不可不跪于其前，为之解靴纽。质而论之，宇宙者崇拜英雄之祭坛耳，治乱兴废者，坛前燔祭之烃耳。’嘻，殆非过言，殆非过言。征诸古今东西之历史，凡一国家一时代社会之污隆盛衰，惟以其有英雄与否为断，惟以其国民之知崇拜英雄与否为断。”
    梁启超崇拜的英雄不一而足：
    吾拜华盛顿，吾拜林肯，吾拜格兰斯顿，拜其为成功之英雄也。吾拜维廉额们，吾拜噶苏士，吾拜玛志尼，拜其为失败之英雄也。……若夫克林威尔之历史，则披肠沥脏以捧献于吾前，吾拜之，吾拜之，吾五体投地拜之。[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