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拜英雄到了五体投地的地步，不可谓不狂热和超乎常态，无怪乎成为论者们的一致诟病之处。
    梁启超用他那支生花妙笔，满怀炽烈的情感，高度礼赞英雄们自主自觉活动的意义和作用。我们可以有充分理由来批判他如同此前所有的英雄史观的鼓吹者们一样，将历史发展的最后动因归之于少数英雄人物的天才创造，忽视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和历史创造主体地位。但英雄自有其不容否认的历史作用，况且问题更有另外一方面，这些传记，少有学理的研究，而极富现实性和政治色彩。诚如梁氏所言：“当如布尔特奇之《英雄传》，以悲壮淋漓之笔，写古人之性行事业，使百世之下，闻其风者，赞叹舞蹈，顽廉懦立，刺激其精神血泪，以养成活气之人物。”[24]梁启超为张骞、班超、郑和及赵武灵王、袁崇焕作传，因为他们是华人向世界开拓进取的典范；为康有为、李鸿章、王安石、管子等人作传，亦是侧重于他们的政治、经济、思想上的改革创新精神。他从欧美近现代史上选择一些英雄伟人，为其作传，如《匈牙利爱国者噶苏士传》、《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罗兰夫人传》、《新英国巨人克林威尔传》等，就是要激励国人勇气，增强自由民主意识。宣传要深入人心，自然免不了某种文辞上的夸张和情感上的渲染，正如梁启超自己不无得意地承认的：“鄙人无他长，然察国民心理之微，发言搔着痒处，使人移情于不觉，窃谓举国中无人能逮我者。”[25]事实也证明，梁启超这种宣传文字，也确实强烈震撼和影响了当时的许多青年知识分子，这是鲁迅、胡适、郭沫若，包括毛泽东都曾有过的亲身经历。
    梁启超常常不惜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其英雄观也是如此。1900年，梁启超读日人德富苏峰所著《静思余录》，内有《无名之英雄》一文，极为喜受，就将它摘要翻译出来。德富氏声言，他昔日在学校中，“爱英雄，仰英雄，梦英雄，心醉英雄，当时余惟信英雄之为英雄耳，问英雄何以得为英雄，不能知也。”现在才认识到，“彼之造英雄运动英雄者，即稳于世界中之农夫、职工、役人、商贾、兵卒、小学教师、老翁、寡妇、孤儿等恒河沙数之无名英雄也”，这也可以看作是梁氏本人英雄思想的发展轨迹。自上而下变法的失败，流亡异国的切肤之痛，使他真切地认识到：“国也者，非一二人之国也，千万人之国也；国事也者，非一二人之事，千万人之事也。以一国之人，治一国之事，事罔不治；若欲以一二人而治一国之事，其余千万人皆委之而去，或从而掎龁之，虽圣贤未有能治者也。世有望治者乎？愿勿望诸一二人，而望诸千万人。”[26]中国要救亡自强，要实现政治的自由民主化，不仅仅在于一两个英雄豪杰的孤军奋战，更要唤醒四万万同胞，人人成为无名之英雄。故而，梁启超积极鼓吹新民思想和国民运动思想，倡导史学革命，对中国近代思想启蒙产生了重大影响。
    梁启超“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27]，积极讲求新民之道，致力于思想启蒙宣传工作，终生不渝。他用浅近、流畅、华美的文笔，大量地介绍西方学术思想、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由、民主、科学精神，以兴民德，开民智，鼓民力，从而建立一个真正民主共和的少年中国。政治上，梁启超一贯主张要先“养成共和国民之资格”，因为“政治是民意所造成的，不独‘德谟克拉西’政治是建设在多数人意识之上，即独裁政治、寡头政治，也是建设在多数人意识之上。无论何种政治，总要有多数人积极的拥护--最少亦要有多数人消极的默认，才能存在。”[28]中国两千年的专制制度，不仅是当权者的政术使然，亦是沉默的国民所造成。1916年，梁启超在反袁南下途中的间隙里，奋笔写下了《国民浅训》这部通俗的社会政治教科书，用深入浅出的俚文俗语讲解了许多政治学的最基本的常识问题，如什么叫爱国、立宪、自治、自由平等，什么是公民应尽的义务，等等，可谓用心良苦。
    现实政治的发展，往往迫使人们放弃、改变固有的思想，以迎合现实的需要。梁启超以国民程度不够反对条件不成熟下的暴力革命，甚至说出“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29]的偏激之言，恰好造成清政府拖延立宪的口实，梁又只好改口声言人民立宪程度已够。待到晚年，对现实政治无限失望的梁启超，终于脱离污浊的政坛，可仍难舍弃那一份政治关怀，转而提倡国民运动，即多数人民参加的群众性政治运动。
    他总结二十年来种种失败的原因，认为都是由于“和民主主义运动的原则根本背驰”，“从前的立宪党，是立他自己的宪，干国民什么事？革命党也是革他自己的命，又干国民什么事？”“那里知道民主主义的国家，彻头彻尾都是靠大多数国民，不是靠几个豪杰”，只有抛弃一味利用官僚、军阀和会党的手段，“各人拿自己所信，设法注射在多数市民脑子里头，才是一条荡荡平平的大路。质而言之，从国民全体上下功夫，不从一部分可以供我利用的下工夫，才是真爱国，才是救国的不二法门”[30]。这种国民运动思想，可以说是新时期的一种新民思想，是对他20世纪初年新民观的发展。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宗法一专制制度的基础，长期以来，中国人民非惟政治能力欠缺，参政意识亦相当淡薄，正如恩格斯对法德农民的论述一样：“作为政治力量的因素，农民至今在多数场合下只是表现出他们那种根源于农村生活隔绝状况的冷漠态度。广大居民的这种冷漠态度，不仅是巴黎和罗马议会贪污腐化的强有力的支柱，而且是俄国专制制度的强有力的支柱。然而这种冷漠态度决不是不可克服的。”[31]梁启超是一位真诚的爱国者，更是一位深沉的忧国者。爱之深，责之切，他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新民思想和人的近代化问题，其久远的意义和影响不可低估。
    中国政治的自由民主化进程命运多舛，共和国的招牌下运行的仍然是封建专制制度的货色。民国成立后，“武士头颅文士笔，竟纷纷化作侯门狗”[32]，才短短的几年时间，“而历朝末叶之怪状，并世乱邦之丑剧，不啻为一缩影以陈于吾侪目前”[33]。如果仅此即认为梁启超仇视人民群众，以英雄史观作为反对暴力革命的理论支柱，则显然是一种偏颇之论。耐人寻味的是，直到1920年，资产阶级革命派领袖孙中山先生还在消极地指责国民的不自觉：“须知现在人民有一种专制积威造下来的奴隶性，实在不容易改变，虽勉强拉他来做主人翁，他到底觉得不舒服。”[34]“五四”后工运、学运的蓬勃发展，才使他领悟到民众力量才是革命的根本，明确了“革命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的真理。梁启超疾声呼唤英雄，号召人人以天下国家为己任，而不应待时旁观，随波逐流；他一再呼吁广大民众要关心政治、参与政治，提高参政议政能力；他强调要有阶段的、长时期的教育和鼓动民众，使其真正具有自由民主观念和自主自觉的参与意识，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和效果。尽管在一个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都鲜有变动的古老国度，一切都殊非易事；尽管在清政府灯枯油尽、摇摇欲坠之时，时局维艰、政权迭变之际，梁启超的思想和言论，多少显得有点不合时宜，但真正有意义的是在于问题的提出。
    作为中国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开创者，梁启超对中国有君史而无民史深为不满，他直斥二十四史为二十四家谱，充塞其间的是宫廷政事、帝王将相和英雄豪杰，更借批判旧史学来批判君主专制制度，赞誉西方新史学宣传民主政治和民权思想。梁氏认为，虽然“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几无历史”，但“善为史者，以人物为历史之材料，不闻以历史为人物之画像；以人物为时代之代表，不闻以时代为人物之附属”[35]，从而认为历史研究既要着眼于大圣哲、大英雄、大战争和大革命，也要注意那些“细微而难见者”包括“匹夫匹妇日用饮食之活动”所反映的“-社会-时代之共同心理共同习惯”[36]等，以全社会人类的共同活动为历史主体，梁启超因之成为文化史的积极倡导者。半个多世纪以后，文化热的兴起，不也成为新时期以来传统史学变革的先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