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正是如此，日本利用苏联在条约中的保证，改变了其侵略方针和方向。
    其一，日本改变了对华侵略方针，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对蒋介石政府继续采用军事打击和政治诱降双管齐下的策略。在日本这种侵略政策下，汪伪政权和蒋介石政权的卖国投降活动日见嚣张。比如国民党反动派在敌后不断地制造反共摩擦和冲突，蒋介石和日寇的秘密会谈和妥协活动也日益增加。对共产党政权，日寇则集中其主要兵力用于对付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据统计资料显示，1941年以前，日寇用于中国战场的兵力一直保持在60万（不包括关东军）人以上，而用于敌后战场的兵力则占总数的一半以上。这使我敌后抗日军民承受着巨大的军事压力，也使敌后抗战进入最困难时期。以1940年和1941年相比，在华日军人数虽由80万人下降为61万，但伪军则由22.5万上升为34.8万；我八路军，新四军则由50万下降为44万。（19）以上数字说明日本在南进的同时，也加紧了对中国的进攻，而且南进目标之一，就是要切断中国抗战的国际通道以加快结束中国的战争。当年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在日记中论述该“条约”对中国的影响时说：“不管苏联在中国问题上有什么保留，不管条文措词如何巧妙，‘条约’的倾向还是要促进而不是阻止结束中日战争。”（20）从苏联政府对中国抗战的本意来看，它希望的是中国能长期抗战，拖住日本，希望的是中日战争能长期化，持久化。但是，“条约”的签定，从其实际后果来看，反而起的是“促进”结束中日战争的作用。
    其二，在加紧对华侵的同时，日本在1941年12月挑起珍珠港事件，向美国开战，并向南洋一带大举进攻。此时，距“条约”的签订仅半年多。从这一点来分析，“条约”的签订应该说是加剧了日美关系恶化的进程，从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认为是加速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又无疑加速了美国与国民党政府的联合，即它在中苏关系松驰和走向倒退的情况下，使美蒋加速了靠拢的步伐。
    （四）
    “条约”的签定，是苏联外交的一大污点，它导致中苏关系走向疏远和恶化，客观上促进了美蒋的加速结合，中国抗战的国际背景也因此发生了重大变化。
    当时，世界的主要矛盾是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与反法西斯国家人民之间的矛盾，日本法西斯是世界人民最主要、最凶恶的敌人之一。任何反法西斯国家的外交方针都必须服从有利于打击这个共同目标，这是历史的要求，是全人类的利益，同样也是苏联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条约”的签定，实质上等于把可以争取的同盟者抛开，而同最危险的敌人结成同盟，这无疑是在世界范围内孤立打击了可以争取的同盟者，反而增强了主要敌人的战略地位。
    抗战以来，苏联是大力援助中国的唯一大国。苏联在人力物力和道义方面给了中国人民以大力援助，从1937年到1940年，共给予中国贷款4.5亿美元；苏空军飞行员还志愿来华参加对日空战，许多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是，从苏联领导人的战略观点看，苏联援华是为了拖住日本，使之无法脱身北上，最终还是为自己不致两面作战。1940年12月斯大林特意召见即将赴任的苏驻华武官崔可夫，向他说明：“崔可夫同志，您的任务，我们驻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束缚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21）这就是苏联战时援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条约”签订后，苏联将日本的侵略祸水引向南洋的目的已经达到，苏联远东部分的安全也因而有了一定的保障。这样，苏联的对华政策相应起了变化，其援华物资迅速减少，直到中止。另外，苏联为了不使日本对自己在远东造成威胁，从1931年12月至1933年1月曾多次向日本建议缔结互不侵犯条约。1933年6月25日，苏联出于外交政策的需要，不顾中国政府的抗议，同日本操纵下的伪“满洲国”代表在日本进行出卖我中东铁路的谈判，经过讨价还价，终于在1935年以1.4亿日元的代价将中东铁路卖给伪“伪满洲国”（22）。此外，在经济上苏联积极协助日本，除了提供日本急需的原材料外，还签订苏日渔业协定，允许日本在库页岛北部开采煤和石油。（23）
    苏联援华政策的改变，不仅影响到中国抗日的军事力量，而且在政治上也促使中苏关系走向疏远和倒退。日本的南进，不仅增加了中国抗战的压力，而且也加剧了日美之间的矛盾，中国同美、英也逐步发展为抗击日本法西斯的盟国。1940年12月2日，美国政府同意向中国政府贷款1亿美元。10日英国政府也给中国一千万英镑的贷款。29日，罗斯福发表“炉边谈话”，宣告美国将是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并将以大量军需援助中国。1941年美国国会又批准《武器租借法案》，美国政府据此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同年8月，美国陈纳德航空队来华参加对日作战。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党政府继美、英之后也正式对日宣战，这样，中美等国正式成为共同对日作战的盟国。太平洋战争，使中国战场得到了大量的国际援助，也更加直接地显示出它的国际意义。战争进一步扩大，减轻了中国战场的压力。但是，美国的大力扶助蒋介石政权，既增强了蒋介石的抗日实力，也增强了他的反共实力反共意识和反共野心，为今后中国革命带来了许多不利影响。
    一种外交政策既然混淆颠倒了敌我友，那它的生命力是可想而知了，它在实践中的作用也就不言而喻了。《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在客观上、心理上、感觉上，使正在同日本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心中造成了极不好的影响，给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造成混乱，涣散斗志，挫伤了感情，也给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带来不应有的损失和影响。
    综上所述，《苏日中立条约》是一个苏日以牺牲中国利益，侵略中国主权，瓜分中国领土的条约；“条约”的签订使日本消除了后顾之忧，助长了侵略者的气焰，加速南进，给中国人民和东南亚人民以及太平洋地区人民带来了灾难；“条约”对中国抗战的影响是极其广泛和深远的，它不仅直接导致了中苏关系的紧张和倒退，使中国抗战进入了相对困难时期。同时，它也间接地使蒋介石国民政府加速了与美英间的联合步伐。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强了国民党政权的反共意识反共实力和反共野心，在客观上为日后的中国革命带来许多不利的困难和影响；《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是苏联外交政策上的一次失败，也是苏联大国霸权主义和极端的民族利己主义的“杰作”，它背离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对于这些作为历史教训，人们是不应该忘记的。
    注释：
    ①、③、（14）、（15）（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卷一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04页、第103页、第103页、第108页
    ②、（13）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卷十上册，吉林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36页
    ④赫伯特·菲斯，《通向珍珠港之路》，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99页
    ⑤曾玉珍《中苏外交史》，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5－11页
    ⑥《（苏）海费茨《国内战争时期苏维埃俄国和东方邻国（1918-1920）》莫斯科版，第430页
    ⑦王春良主编《世界现代史》上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73页
    ⑧《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60－163页
    ⑨、⑩《申报》1941年4月15日
    （11）《六大以来》，第1161页
    （12）（日）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26页
    （13）（英）阿诺德·托因比，维罗尼卡·M·托因比合编《轴心国的初期胜利》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978－979页
    （17）（日）林三郎编著《关东军和苏联远东军》，吉林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41页
    （18）、（20）（美）格鲁《出使日本十年》，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83－384页
    （19）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608－610页
    （21）（苏）瓦·崔可夫《在华使命》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36页
    （22）（日）《满洲国史总论》第244页
    （23）（苏）《外交史》卷四，第203－2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