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济纳汉简》“王莽诏书下行文”残册书中，载有关于“购赏科条”的图版及释文。笔者曾以此为切入点，讨论汉科存在与否问题[1]。在新近读书学习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尚有剩义可寻，故仍以额简“购赏科条”为引子，对《居延新简》所见“购赏科别”册书进行复原，并藉此考察“购赏科条”的基本内容。又在复原“购偿科别”册书的前提下，试图考证出册书颁行的具体年代。这不仅会为考察两汉之际河西地区的政治动向提供更直接、具体的史料，也会为深化此领域的研究、探讨册书颁行背后的政治意义提供便利。所以，本篇虽是以“购赏科条”为切入点，重心却落在“购偿科别”册书复原及相关问题的研究上。
    一、“购偿科别"册书复原
    为方便问题讨论起见，先援引额简“购赏科条”相关简文如下①：
    ［简一］两胁。谒［疑当作“诸”］发兵之郡，虽当校，均受重当（赏），亦应其劳大尹。大恶及吏民诸有罪大逆无道、不孝子绞，蒙壹功［脱“无”字］治其罪，因徙迁□［“徙迁”当作“徙”］，皆以此诏书到大尹府日，以 2000ES9SF4：7
    ［简二］咸得自薪［读为“新”］息［疑为“同心”二字］，并力除灭胡虏逆寇为故。购赏科条，将转下之。勉府稽吏民，其□□□□□□务赏。堇（谨）其当上二年计最及级，专心焉。上吏民大尉以下得蒙壹功无治其罪，吏坐[2](P232-233)
    2000ES9SF4：6
    “王莽诏书”残册的主要内容与始建国二年（10）准备对匈奴作战相关，所以颁行“购赏科条”以激励诸参战人员尽力杀敌、消灭胡虏。“购赏科条”等字样恐怕是第一次见于简牍资料，虽然在汉简中也有与“购赏”或“购”相关的资料。因“王莽诏书”为残损册书，“购赏科条”内容已不得而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遗憾。那么，有没有可能通过其他途径，来大致探讨“购赏科条”的内容呢？仔细翻检《居延新简》，笔者认为东汉初年由专制河西的窦融所颁行的“捕斩匈奴虏反羌购偿科别”册书，可以说是认识、解读《额济纳简》“购赏科条”的最佳参照。要充分理解“捕斩匈奴虏反羌购偿科别”册书，则需注意册书的编序及部分复原问题。
    或言“捕斩匈奴虏反羌购偿科别”虽有缺简，但就整体而言还算是较完整的册书，编序及复原之说又何从说起呢？的确，通常学界认为此册书由十五枚简组成[3](P267-268)，但在一篇居延简册书研究综述的文章中，却提及此册书共有十九枚简（按：其中一枚正、反面书写，故视之为两枚简。实际简数应为十八枚），并列出新增简的原有编号（详后）。只是文章中并没有排出简册的正式编列序次，也未曾提及何人何时复原此册书，仅提到大庭脩据“西州书”推定册书年代在东汉初期[4]。在笔者见知的范围之内，除高恒先生对此册书复原有研究外，似未见其他学者从事此复原工作。在原简册编连的基础上，高恒新增补二枚简（即E.P.F22：691与692两简），并依据其内容进行排序；遗憾的是缺失关键一简，册书复原工作并未完成，并且影响了对其他问题的考察。例如，高氏将“购偿科别”册书等同于“旧制律令”，推定其制作年代是在西汉时期，“西州书”废除是在平定隗嚣之后等论断，都因缺失一枚关键简而出现了偏差[5](P402-404)。
    “购偿科别”残册及新增数简，均出土于破城子一房屋遗址内，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文书档案室”（F22）②。简的出土编号是E.P.F22：221-235，新增三枚简的编号是E.P.F22：691、692、825。依据大庭脩提出的汉简册书复原四原则，即“出土地同一”、“笔迹同一”、“材料同一”、“内容关联”[6](P10-11) 等等，来审视“购偿科别”册书的复原，问题可以说迎刃而解：如对简册的编序稍加调整，则可实现册书部分复原。这不仅会有助于理解“购赏科条将转下之”等语，而且还会加深对“购赏科条”内容的理解。为节省篇幅，仅将调整编序后的册书陈列于下。需要说明的是，册书全文并非完全照录原释文，而是在对照图版的基础上有所修订。修订或增补之处，按惯例加以标注，具体说明详见注文或下文。
    月甲午朔己未，行河西大将军事凉州牧守张掖属国都尉融，使告部从事
    ［1］
    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大守，张掖、酒泉农都尉。武威大守言官大奴许岑825A
    祭酒□从事主事术令史霸 825B
    ［2］等三人捕羌虏斩首各二级，当免为庶人，有书。今以旧制律令，为捕斩匈奴虏反羌购赏各如牒。前诸郡以西州书免刘玄及王便等为民，皆不当行。书到以科列〈别〉③ 从事。官奴婢以西州221
    ［3］书若郡农如玄、便等捕斩反羌免者，不应法令，皆收还玄、便等及其妻子其本官。已畀，言所畀官名、年籍，毋有所遗脱，会五月朔。从事督察如律令。691
    ［4］·捕斩匈奴虏反羌购偿科别222
    ［5］·其生捕得酋豪、王侯、君长、将率者④ 增秩二等，从奴与购如比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