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卡迪夫大学著名佛教史和《大唐西域记》研究专家宁梵夫教授，在“玄奘是否亲至马图腊”一文中提出质疑，认为玄奘面见戒日王的交谈是玄奘将中国的帝王崇拜置于印度文化框架之中的虚构。①也有学者认为，玄奘出于争取唐王支持、弘扬佛法的目的，在这一段叙述中颇为夸大其词地渲染了对唐王的赞美，与当时的真实情况不符。
    中印交往，以印度之单向输出为主，关于中土文化的逆向传入仅有极少记载，如鸠摩罗王遣使请老子像②、玄奘将老子《道德经》译为梵文③等。《秦王破阵乐》若真如玄奘所载，在戒日王时代的“印度诸国多有歌颂”，则为中印文化交流史又增添一值得欣喜之重要例证。
    一、基本史料及四种假设
    玄奘面见戒日王的交谈细节，所涉史料，有一致，也有相左。如下表所示：
    从上表可知，所有文献一致指向戒日王知悉(摩诃)至那国，并且知悉《秦王破阵乐》，不知“(大)唐”国号。对于“秦王”和“功绩”则各有说辞。
    玄奘是面见戒日王的当事人，也是这些史料的唯一来源。表中虽列出六种文献，事实上近乎孤证。通过其内在逻辑，这些孤证至少排除了玄奘的记忆偏差，⑩而留下仅仅两种可能：《秦王破阵乐》传入印度，确有其事；或则，玄奘妄语。
    此处将“唯二可能”的历史事实进一步还原为如下四种假设：
    假设一：宁梵夫质疑成立，玄奘见戒日王的交谈纯属虚构，无论戒日王或玄奘均未提及《秦王破阵乐》或唐太宗的美德。此说法暂未见于任一史料。
    假设二：戒日王对唐太宗一无所知，玄奘述说了唐太宗的《秦王破阵乐》和美德。此说法暂未见于任一史料。
    假设三：戒日王知《秦王破阵乐》，不知唐太宗美德；玄奘为之详说。《续·玄奘》、《慈恩传》、《开元录》、《行状》、《新唐书》持此说法。
    假设四：戒日王知《秦王破阵乐》，率先称赞唐太宗美德；玄奘认同并再度赞美唐王。据《西域记》。
    《秦王破阵乐》是否传入印度是亟待考证的核心问题。
    二、论《秦王破阵乐》传入印度的可能性
    《秦王破阵乐》传入印度，在时间、媒介等诸多元素的考量下实为可能。
    (一)时间的考证
    《秦王破阵乐》的雏形产生于武德年间。据《新唐书》：“太宗为秦王，破刘武周，军中相与作？《秦王破阵乐》曲。”(11)又据《新唐书》卷一《太宗本纪》：“(武德)三年(620)四月，击败宋金刚于柏壁。刘武周惧，奔于突厥，其将杨伏念举并州降。”(12)可知贞观七年(633)《秦王破阵乐》始具宫廷雅乐规模。其传入印度的具体形态大略介于民间《破阵乐》与宫廷《破阵乐》之间。详见后文“传入印度之形态”。
    玄奘于640～641年面见戒日王。(13)从时间上看，《秦王破阵乐》在二十年间传入印度完全可能。
    (二)流传的途径
    西行道路无比艰险，“所经之苦，人理莫比”，(14)只有求法的僧人和逐利的商旅才会踏上此途。季羡林先生的论文《商人与佛教》，专讲商旅和佛教徒千丝万缕的联系。佛教徒和商旅常结伴而行。玄奘在阿耆尼国附近就曾与胡商数十结伴。(15)据王邦维先生分析：唐太宗下令禁止出境，主要针对汉人。胡人则可随意出入。又例《慈恩传》卷一，胡翁先云“西路险恶，沙河阻远，鬼魅热风，遇无免者”，又说“师必去，可乘我马。此马往返伊吾已有十五度，健而知道。”(16)胡马往返伊吾十五次，最可能的目的就是商贸。《糖史》中“唐太宗与摩揭陀--唐代印度制糖术传入中国问题”一章，特别谈到太宗时制糖技术从印度传入中国。(17)
    唐都长安是高度国际化的大都市。在长安可以见到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商旅居民。中印民间物资、文化等各类交往频繁。现将619年至642年有记载的中印交往列述如下：(18)
    隋炀帝时，遣裴矩通西域诸国，独天竺、拂菻不至为恨。(19)然隋制设九部乐，一支即为《天竺伎》，还有《龟兹伎》、《安国伎》等。(20)
    武德二年(619)，(罽宾)遣使贡宝带、金锁、水精醆、颇黎状若酸枣。(21)
    贞观元年(627)，“中天竺国三藏法师波颇蜜多罗，冒冰霜而越葱岭，犯风热而度沙河，时积五年，途经四万，以大唐贞观元年，顶戴梵文至止京辇”，(22)在京传译。
    贞观元年(627)，玄奘西行求法。(23)
    贞观十一年(637)，(罽宾)遣使献名马，太宗嘉其诚款，赐以缯彩。(24)
    贞观中(627－649)，(太宗)遣果毅何处罗拔等厚赍赐其国，并抚尉天竺。处罗拔至罽宾，王东向稽首再拜，仍遣人导护使者至天竺。(25)
    贞观十三年(639)，有婆罗门将佛齿来。(26)
    贞观十四年(640)，“罽宾国并遣使贡方物”。(27)
    贞观十六年(642)，“(罽宾)又遣使献褥特鼠，喙尖而尾赤，能食蛇，有被蛇螫者，鼠辄嗅而尿之，其疮立愈。”(28)
    印度幻戏在长安盛行，高宗深厌恶之，下令禁止“自断手足、割舌破肚”的天竺伎入境。(29)既然高宗特别下令，可见这种现象在高宗之前就早已形成规模。
    中印官方往来，载入史籍已不罕见；民间往来，未被载录或史料丢失的情况可能更多。
    因此，《秦王破阵乐》并不缺乏传播媒介：商旅或僧人都有可能在这二十年间将《破阵乐》带入印度。正如季羡林先生所指出的，“《秦王破阵乐》曾传入印度，其在李世民为秦王时流行于世，而戒日王于会见玄奘时闻之已久，足见当时中印之间交往频繁、消息灵通。”(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