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秦王破阵乐》自身特点 1.源流略考 《秦王破阵乐》,又名《破阵乐》、《破阵舞》、《破阵乐舞》,简称《破阵》;633年后更名《七德》,又称《七德舞》,与《破阵》等名并存。 唐太宗时《秦王破阵乐》源流概况,略如下表: 武德年间,秦王军中已流传着一个民间版本的《秦王破阵乐》,此处简称“民间《破阵乐》”。《旧唐书》云“世间遂有此乐”、(31)“人间歌谣《秦王破阵乐》之曲”;(32)《新唐书》云“军中相与作《秦王破阵乐》曲”,(33)即为此意。 杨宪益认为民间《破阵乐》为突厥人所创,传入唐军中,不无可能;至于称其舞蹈来自罗马《突罗舞》或是希腊《霹雳戏》的武舞,(34)则值得商榷。民间《破阵乐》包含曲与词,(35)呈现出民谣形态,最初很可能并无舞蹈或仅有简单配舞。 贞观元年(627),太宗宴群臣,始奏《秦王破阵》之曲,(36)此处称之为“即位《破阵乐》”。即位《破阵乐》经吕才和谐音律,沿用民间《破阵乐》的朴素歌词,具有简单的舞蹈形式。(37) 贞观七年(633),太宗制《破阵舞图》,命吕才依图教乐工百二十人(一说“增舞者至百二十人”),被甲执戟而习之,数日而就,后令魏征等改制歌词,更名《七德》之舞,(38)即所谓“宫廷《破阵乐》”。《旧唐书》云“《破阵乐》,太宗所造也”(39)即指宫廷版之主持修造。(40)“改制歌辞”,证明民间《破阵乐》(及即位《破阵乐》)已有歌词;“增舞者”,证明即位《破阵乐》已有舞蹈。 陈寅恪先生指出,唐朝宗庙雅乐中杂有胡声,(41)即龟兹乐。又据《旧唐书》卷二九:“自周、隋已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鼓舞曲多用龟兹乐”。《秦王破阵乐》为鼓舞,(42)因而可推知其乐曲确实混入龟兹乐元素。 民间《破阵乐》,或为外族传入,或源自民间《散曲》;即位《破阵乐》经汉地乐师吕才协调音律;宫廷《破阵乐》混入西域(龟兹)元素。《秦王破阵乐》的产生和沿革,包含了各族音乐风格,融入宫廷精英的音乐才华,又具有民间艺术的现实关怀和旺盛生命。这是《秦王破阵乐》广为流传的根本原因。 2.目的 民间《破阵乐》的产生或许并没有很强的目的性,其最初的意图是否为赞颂秦王尚未可知;(43)而唐太宗即位后主持修造《破阵乐》的目的则是“功业由之”,(44)一者为庆祝战功,二者为政治宣传。如太宗所言:“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文武之道,各随其时。”(45)唐太宗平定天下依靠“武功”,稳固海内却要靠“文德”。《破阵乐》虽为歌颂统治者战功的武舞,却也是以文德的方式表现出来,符合唐太宗“文武之道”的双重目的,从而被改造为初唐第一大曲。 就创作目的而言,宫廷《破阵乐》与寻常的民间音乐不同,是唐太宗为夺取继承权制造舆论攻势的工具,又是即位之后加强王权合法性的自我包装,是一部政治宣传曲。因而其后来之流传,并不是纯粹的自然传播,而是具有很大程度的人为因素。 (四)小结 《秦王破阵乐》最初流传于世在公元620年前后;627年“登于雅乐”;(46)在633年制《舞图》、改制歌辞,形成一百二十人的大型宫廷歌舞。 《旧唐书》记载了宫廷《破阵乐》初次上演的盛况:“(贞观七年)癸巳,(47)奏《七德》、《九功》之舞,观者见其抑扬蹈厉,莫不扼腕踊跃,凛然震竦。武臣列将咸上寿云:‘此舞皆是陛下百战百胜之形容。’群臣咸称万岁。蛮夷十馀种自请率舞,诏许之,久而乃罢。”(48)《新唐书》复记载道:“(《七德》)舞初成,观者皆扼腕踊跃,诸将上寿,群臣称万岁,蛮夷在庭者请相率以舞。”(49)在场十几个国家的外国人都情不自禁请缨共舞。可见“蛮夷”非常喜欢这部讲述战争胜利的乐舞的表现形式。这充分证明了《破阵乐》在艺术上的表现力和感染力。西域乐在隋唐时期颇为盛行,初唐九部乐多为西域乐。然而外族对中原歌舞喜爱的记载,却十分罕见。几乎仅有此例。 《破阵乐》来源或为突厥传入,或为民间草创,最初的乐曲即带有西域风格。“登于雅乐”后,《秦王破阵乐》糅合了龟兹乐鼓舞风格,西域元素更为浓重,增添了《破阵舞图》的宏大场面,“发扬蹈厉,声韵慷慨。享宴奏之,天子避位,坐宴者皆兴”,(50)气势恢宏,震撼人心,深得各族人民喜爱。 《破阵乐》的表演形式,虽然与宫廷华丽的装饰和强大的歌舞阵容结合,却在本质上颇似吟游诗人传唱英雄事迹,既有乐舞又有叙事,朗朗上口,易于传诵。这种形式正是印度人习惯的口口相传的唱诵的表现方式(梵僧往往用口头传诵的方式把佛经传入中国),其内容又是与战争胜利(破阵)相关(追求胜利、赞颂胜利,这正是传统印度教,尤其是湿婆派和毗湿奴派最为推崇的品质和行为),非常符合印度人的审美取向。 综上所述,无论民间《破阵乐》还是宫廷《破阵乐》都具有相当的艺术魅力,且杂糅西域元素,适合各族传唱;极可能是“率舞蛮夷”或商人、僧侣将《破阵乐》及太宗美名传到海外,并用口头传诵的方式使之流入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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