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玄奘的回答可见，戒日王所说的至那天子只是一个笼统的称谓，并不是指称唐太宗即位前的封号，戒日王也并不知道唐王、唐太宗、秦王、至那王的不同，因而玄奘在回答中予以详细解释。然而，唐太宗为皇子时的封号恰好是秦王，所以玄奘将戒日王的问话也就索性译为秦王。其实，戒日王是不知道至那王(cīna－rāja)还有一个至那王(cīna－rāja，秦王)的称号的！
    2.《秦王破阵乐》梵音及传入印度之形态
    戒日王所说的《秦王破阵乐》，可以直译为“赞颂至那国王胜利的歌曲”。他们交谈的语境是在讨论当今的帝王，而不是古代的那个秦始皇破阵。“唐之自制乐凡三大舞：一曰《七德舞》，二曰《九功舞》，三曰《上元舞》。”(56)前两个为太宗时所造，后一为高宗所制。只有《七德》颂扬战功。《七德》即《秦王破阵乐》，并不排除戒日王所说的赞颂至那王胜利的歌曲为另外的歌曲而非《秦王破阵乐》的可能。只能说，如果在印度流传着一个来自中国的赞颂中国帝王的歌曲，而这个歌曲竟未见于中国史书--这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发生。戒日王所言，最可能就是《破阵乐》。因而玄奘也就顾名思义将之翻译为《秦王破阵乐》了。
    此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玄奘的记述中，(57)无论戒日王说“(氓庶)咸歌《秦王破阵乐》”还是“闻其雅颂，于兹久矣”，以及鸠摩罗王说“今印度诸国多有歌颂摩诃至那国《秦王破阵乐》者，闻之久矣”，(58)均使用的是“歌”和“闻”，而非“舞”和“观”。《破阵乐》原本为大型宫廷舞乐，但前文已述，其传入印度极可能是经由商人僧侣、“率舞蛮夷”等媒介以吟游诗人传唱史诗的方式，因而很难保留具有中国宫廷特征的铠甲、战戟等装饰和规模宏大的舞蹈场面。其传入印度的形态很可能仅留存曲和词。
    如果我们大致可以肯定《秦王破阵乐》以传唱方式流入印度，传唱不可无词，那么也就会有词传入印度。
    《秦王破阵乐》原词有两个版本。《旧唐书》和《乐府诗集》所载《破阵乐》：“受律辞元首，相将讨叛臣。咸歌《破阵乐》，共赏太平人。”(59)曲词简短质朴，应为民间《破阵乐》词，而非魏征等改制。其歌颂的对象并不一定是秦王，而更像是一位将军或士兵自述。这很可能是唐太宗撷取《破阵乐》为己所用后命魏征等改制歌词的原因。(60)魏征等改制的宫廷《破阵乐》词，更名《七德》，其内容应为讲述唐太宗的七种美德。《七德》曲词虽然不传，但其内容可在元和年间观赏《破阵乐》的白居易的《新乐府·七德舞》中窥知一二：
    亡卒遗骸散帛收(一德)，饥人卖子分金赎(二德)。
    魏征梦见子夜泣，张谨哀闻辰日哭(三德)。
    怨女三千放出宫(四德)，死囚四百来归狱(五德)。
    剪须烧药赐功臣，李勣呜咽思杀身(六德)。
    含血吮创抚战士，思摩奋呼乞效死(七德)。(61)
    以上“七德”，是唐太宗最为世人称道的典型事迹，宣扬他仁政爱民。如果《七德》曲词随《破阵乐》一同传入印度，戒日王应知悉这些事迹；然而各类史料，或称戒日王不知秦王美德，或依玄奘所述，赞美唐太宗的抽象德行“兴大慈悲，拯济含识”等，却对“七德”内容只字未提；“前代运终，群生无主，兵戈乱起，残害生灵”虽提及隋末乱象，也似与民间《破阵乐》词中“相将讨叛臣”的情形不符。(62)这证明传入印度的《破阵乐》词并非《七德》曲词，也非民间《破阵乐》词。
    如果戒日王曾赞美唐王，他的叙述中很可能包含了《破阵乐》曲词传至印度的某一版本大意；而无论戒日王赞美太宗与否，都证明《秦王破阵乐》曲词在传至印度的过程中发生了改变。传唱者使用印度语言，即使是原本翻译出中文曲词，其内容也会与中文含义有所出入，更何况不同的传唱者或不知晓原词，或只知大概记忆混乱，或曾亲睹气势恢宏的武舞场面(率舞蛮夷)，或曾亲历初唐盛世，都可能篡改曲词，添入自己的理解和感受，将场景在叙述中更为夸张地再现，从而创作新的唱咏。
    综上所述，戒日王口中的《秦王破阵乐》或cīna－rāja－vijaya－gītā，从某种程度上讲，已经不是中原的《秦王破阵乐》，而是基于民间《破阵乐》的传唱形态、具有宫廷《破阵乐》雅颂风格、丧失舞蹈场面、融合印度本土特色和传唱者个人感情的一个节选本或衍生本。
    (三)小结
    《秦王破阵乐》远播概况，如下表所示：
    《秦王破阵乐》曾随日本遣唐使传至日本，有古乐谱和古乐图为证；《秦王破阵乐》也曾传至西藏，有《唐书》为证；《秦王破阵乐》更曾传入印度，一系列佐证证实玄奘所述无误。至于《破阵乐》传入印度的形态，曲、曲词一定存在，曲词很可能与中原词(民间《破阵乐》和《七德舞》词)出入较大。传至天竺，戒日王、鸠摩罗王均使用“闻”、“歌”等词，与之前推测的吟游诗人的传播方式相应，而其舞蹈部分很可能在流传过程中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