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后的册书，不仅文字较为通顺，意思也极其相符。事情缘由大概是这样的：武威太守将相关事宜禀告河西大将军窦融，窦融为此制定新的“购偿科别”法规，将之转发给敦煌等河西五郡及张掖、酒泉等农都尉，废除“西州书”的旧规定而施行新法。第［2］简所见“刘玄”、“王便”等人，也就是第［3］简中被省称的“玄”与“便”，从简文中可知诸人大概应为官奴婢。这些人因捕斩羌虏而立有功劳，故按“西州书”规定应被免为庶人；但受当时特殊的政治局势影响，“西州书”的政令规定被视为无效，并要求诸郡官府以新颁行的“捕斩匈奴虏反羌购赏”规定为据，纠正过去以“西州书”的规定赦免立功的官奴婢为庶人的做法。因为新法令规定的颁行，王便、刘玄及其妻子儿女等人，必须重新被收孥官府、做官奴婢。同时，还要求将重新收孥的官奴婢所属机构、相关名籍等资料⑧，在规定的时间内不能有遗漏地上报给上级官府部门（恐是大将军幕府），相关人员也会按规定督察河西五郡及酒泉、张掖农都尉等官府的执行情况。
    第［4］简之前的三枚筒，系对册书颁行缘由的叙述，其后则是“捕斩匈奴虏反羌购偿科别”的具体内容。从“各如牒”等记载来看，“捕斩匈奴虏反羌购赏”是以相对独立形式出现的。与讲述颁行缘由部服第［1］、［2］、［3］等三枚“两行”简不同，“购偿科别”简的形制要窄小许多，每支简上单行书写文字⑨。编绳痕迹也不是很明显，似与三枚“两行”简有所差异。如此一来，额简“购赏科条将转下之”的意义，恐是说“购赏科条”将以附件（如“牒”等）的形式颁行，因为王莽诏书册中并未见相关文字的踪影。王莽末年局势动荡不安，匈奴“并入北边，北边由是坏败”[10](《凶奴传下》)；与之相呼应的，则是西北地区“众羌遂还据［西海］为寇。更始、赤眉之际，羌遂放纵，寇金城、陇西”[11](《西羌传》)。故而，不论是“购赏科条”，抑或是“西州书”，或者是“购偿科别”，以捕斩羌虏为中心也就不足为怪了。虽然不知道“购赏科条”的内容为何，但大致同于“购偿科别”应是可信的，即：详细规定捕斩不同级别匈奴、羌人应受之赏赐、增秩，赏赐、增秩的级别又是由立功者真实功劳大小所决定的。
    另，对捕虏立功、当免庶人等规定，在这里还有必要稍加说明。此类规定虽见于“西州书”，但其历史渊源无疑会更早些。居延简中有关于宗室刘崇“谋反”的册书残简，其中有三枚简对认识此类问题是颇有重要意义的：
    ［简三］·南阳大守掾史、宛邑令闻安众侯刘崇谋反欲入宛邑城，先发吏民杜关城门距射崇等，
    E.S.C1A
    十六E.S.C1B
    ［简四］以故不得入遂其逆乱者。 E.S.C2A
    十七E.S.C2B
    ［简五］尤异绝异，其手斩捕渠率者又加秩四等。民卒徒奴斩捕渠率，皆予购钱卅万，党与十五万，徒奴又免E.S.C3A
    八[8](P254)E.S.C3B
    这三枚简皆两面书字，正面主叙事、背文为编次，可能属于同一册书，记载平定安众侯刘崇谋反事。居摄元年（6），宗室安众侯刘崇与国相张绍起兵讨伐专制朝政的王莽，“绍等从者百余人，遂进攻宛，不得入而败”[10](《王莽传上》)。虽然不清楚掾史及宛邑令以何种举措征发吏民，但从汉律“购赏”条款及简文所见相关规定来看⑩， 恐怕不外乎以“购赏”为奖惩的基本手段。故而，立功受赏者不仅有“民卒徒奴”，亦有功劳“尤异”、“绝异”的官吏。对官吏而言，捕斩渠率者不仅可得到购钱赏赐，更可以受到“加秩四等”的奖励；对立功徒奴而言，除可以得到购钱外，还可免为庶人良民(11)。之所以要厚赏立功的徒奴，用意在于以重金赏赐及免为庶人为手段，鼓励征发的官府徒奴同敌对势力勇敢作战。很显然，“西州书”中立功奴婢免为庶人，以及“购偿科别”中吏“增秩二等”等规定，并非新制而是承袭西汉旧制并稍加变通罢了；与“西州书”免奴婢为庶人的规定不同，此类规定在“购偿科别”册书中不复存在而已。
    三、册书颁行的年代
    实际上，“购偿科别”册书还有深意存在。然而，欲洞察其中的秘密所在，就必须先搞清楚年代问题。在未曾复原此册书之前，学者对其年代的考察，主要依据是“西州书”。中外学者一致认为“西州书”是建武初年时期的产物，与当时割据一方的西州大将军隗嚣有关，且多是一笔带过而缺乏深入、细致的考察。[3](P268)；[12](P603)；[13](P142) 在新增入三简并调整简序之后，笔者认为是可以确定其具体年代的，即：第［1］简中残缺的年代应该是建武七年（31）(12)。这是以同一遗址出土简牍的大致年代为参照背景，又辅以此时期西州地区特殊的政治局势而得出的结论，其背后牵引出的又是天下未定之际各势力间的错综复杂的角力关系。
    更始三年，亦即建武元年（25），隗嚣与更始政权决裂，逃亡至原籍天水，“复招聚其众，据故地，自称西州上将军”[11](《隗嚣传》)。他素来谦恭爱士，倾身引接与之结交，招聚贤能之人甚多，著名者如申屠刚、杜林等等，故一时间隗嚣“名震西州，闻于山东”。建武二年（26），邓禹承制封之为“西州大将军”，“得专制凉州、朔方事”[11](《隗嚣传》)。当此之时，关东并未安定，赤眉余部尚存，隗嚣势力正盛，故光武帝不得不行此权宜之策，承认既定事实并尊崇、安抚其人。建武六年（30），关东悉平，光武帝有“谋西收嚣兵，与俱伐蜀[11](《来歙传》) 的用意。隗嚣虽很早接受光武正朔并遣子为质，但始终有专制一方之念。当光武帝刘秀，存西进平定陇西之意时，也就是双方摊牌、决裂为敌之际；建武六年双方彻底决裂并交战，隗嚣遣使称臣于巴蜀的公孙述。大概说明隗嚣的情形后，必须随之提及窦融集团。约在更始二年（24），窦融辞让巨鹿而就河西，并以张掖属国都尉之职，在河西地区发展自己的势力，“抚结雄杰，怀辑羌虏，甚得其欢心，河西翕然归之”[11](《窦融列传》)。建武二年末，“河西五郡联合体制”确立，窦融成为五郡实际的统帅长官[14](P254-255)。因窦融集团受隗嚣势力影响较大（详后），故也在某一时间跟随隗嚣接受光武正朔。建武五年（29），与隗嚣首鼠两端、心怀叵测态度不同，窦融选择了联合、归附光武政权的道路，不仅得到了光武帝刘秀的正式承认，而且成为安定河西、进攻隗嚣势力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