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确了建武初期河西地区特殊的政治格局之后，再来考察简中“甲午朔己未”等记载。查阅陈垣《二十史朔闰表》可知：建武初以“甲午”为朔日的年份，惟有建武二年二月与七年三月[15](P24-25)。笔者之所以排除前者而取建武七年，乃是基于以下几重因素的考虑。一则，居延、敦煌简所见建武年号者，没有早于建武三年正月（27）的[3](P217)；[16](P145)。与建武二年相应的，惟有“建世二年”（26）与“元始廿六年”（26）。前者为赤眉政权所立年号，后者据考是窦融所采用的年号，两者曾先后出现于河西汉简之中[3](P215-217)；[14](P252-254)。因为“建世二年”简所载月份有正月、二月、三月等不同，则窦融在建武二年二月未受建武正朔据此是可以确定的(13)。二则，从第［1］简所见窦融“行河西大将军事”及“凉州牧”等记载来看，可知时当在建武五年或其后时间。窦融“行河西大将军事”发生在“河西五郡联合体制”确立之后，时间约在鹈饲昌男所言的建武二年年末；受封“凉州牧”的时间，史书记载得很明白，建武五年“因授融为凉州牧”[11](《窦融列传》)。三则，从否定“西州书”政令效力来看，事情应发生在隗嚣与光武政权决裂之后。建武二年，隗嚣协助邓禹平灭冯情叛乱，此时光武帝对之笼络尚且不暇，想必不会有如此失策之举。建武五年后情况已然不同，此时窦融归附并听命于光武帝，政令之改弦更张自是情理中事。故而，窦融集团才会有否定“西州书”效力而施行“捕斩匈奴虏反羌购偿科别”的举措。结合上述三点考虑可知：“捕斩匈奴虏反羌购偿科别”册书颁行时间应在建武七年。与之同时，大致可补出［增一］简残缺“等五字。
    四、窦融归附光武之考察
    问题的分析并不能就此止步，还需作更进一步的细致探讨。即，窦融归附光武政权的时间是在建武三年，但为何要迟至建武七年才否定隗嚣的政令？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在隗嚣与光武政权决裂之前，窦融集团是否仍要受隗嚣势力的影响？
    这并不是笔者主观假想的问题，而是分析、解读史料时所必然产生的疑问。问题的核心是河西五郡的统治者与隗嚣集团是否存有关联。约在王莽地皇四年，亦即隗嚣复汉元年（23），隗嚣派遣部将攻下陇西、武都、金城、武威、酒泉、敦煌等地，居延“复汉元年”简正可窥见其势力所及之一斑(14)。那么，河西地区曾听命于隗嚣是可以断言的，即便这种听命可能是形式上的。隗器曾一度归附更始政权，河西地区人事安排也因之而有所变动，比如更始任命窦融为张掖属国都尉(15) 不过，从当时各地的割据情势看，这种变动似乎是相当有限的。更始政权建立后，除军事上的攻城夺地外，主要是派遣使者招抚各地割据势力，“先降者复爵位”[11](《寇恂传》)。那些“专制方面”[11](《耿纯传》的地方统治者，或者是“承制得专拜二千石已下”[11]（《彭宠传》)的使者，所任命的官员多是有地方势力或背景的大姓或实际掌权者，如舞阴王李轶任命“巨鹿大姓”耿纯为“骑都尉，授以节，令安集赵、魏”[11](《耿纯传》)。如没有地方背景或地方势力作支持，更始所任命的官员很难在地方上立足。“累世在河西”[11](《窦融列传》) 的窦氏之所以能在河两立足，更始任命的琅邪太守王闳之所以受拒于张步[11](《张步传》)，恰可从正、反两方面说明这一点。所以，河西地区虽受隗嚣集团及更始政权影响，但实际权力恐仍掌握在地方豪强或大姓手中。这不仅仅是河西地区的情形，也是两汉之际各地割据之情形[17](P193-247)。正因为政权多掌握于地方豪强手中，所以当隗嚣逃离更始、亡归天水后，方能很快地“复招聚其众，据故地，自称西州上将军”[11](《隗嚣传》)。窦融出任张掖属国都尉之后，未见有以武力收复河西五郡之举措，此时的酒泉、金城等郡统治者“并州郡英俊”(16)。那么，河西五郡的统治者曾听命、甚至隶属隗嚣集团并不是不可能的。甚者，“河西五郡联合体”政权虽然成立，但这种联系也仍然存在并延续下去。“（窦）融等所以欣服高义，愿从役于将军者”[11](《窦融列传》) 等记载，以及郑兴“将军据七郡之地，拥羌胡之众”(17) 等语，正说明窦融集团与隗嚣集团曾存在过隶属（即便是名义上）关系。隗嚣接受建武正朔后，“融等从受正朔，嚣皆假其将军印绶”[11](《窦融列传》)，亦可见彼此间的隶属关系。
    窦融集团虽有割据自保的政治企图(18)，但与隗嚣“图王不成，其弊犹足以霸”[11](《隗嚣传》) 不同。这一点是不能忽略的。面对波诡云谲的政治乱局，一旦抉择稍有半点差池，则家毁人亡者不仅仅是窦氏一姓而已，而是河西五郡的割据统治者都将面对的后果。如此一来，是否听命于隗嚣、是否归附光武等攸关生死之事，就不能不百般斟酌、审慎对待了。而且。窦融集团的重要决策的确立与颁行，与其说是取决于窦融一人的决断，倒不如说是取决于各地方势力的协调。因窦融集团成员与隗嚣存在微妙的关系，故心向隗嚣者肯定亦有之。隗嚣曾派辩士游说窦融等人，要其割据一方而毋“系属”他人，“与陇、蜀合从，高可为六国，下不失尉佗”。游说的意图很明显：要求窦融不要归附光武，而是与己及公孙述联合，以便与光武政权抗衡而割据称雄一方。窦融等人“于是召豪杰及诸太守计议”，“其中智者”认为天命刘秀而“它姓殆未能当也”，但“诸郡太守各有宾客，或同或异”。对于此事，“（窦）融小心精详，遂决策东。向”[11](《窦融列传》)。史书未载隗嚣派辩士游说的时间，但既发生在从受正朔后，则最早应在建武三年之初。而正是在此时，冯异降服了陇西地区的赤眉军，隗嚣与光武帝之间已无缓冲地带，汉军随时西进用兵的压力也就直接指向隗嚣[14](P254-255)。那么，在此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也是派遣说客的最可能时间。因为当隗嚣集团作出生死决定时，无疑是需要寻求支援以抗衡光武的。此时此刻，“小心精详”一语，显然是值得注意的：窦氏既不能听信辩士之话而割据称雄、毋属他人，也不能盲目听从“智者”的话而立刻归附光武。在内部意见尚未统一之时，如不审慎权衡考虑各种观点，就贸然作出关系生死的决定，无疑是愚蠢的、极不明智的举动。所以，饶有趣味的是，窦融最终决策东向并遣使，时间已是在建武五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