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采用叙事模式的问题，即历史是不是一定要用叙事体来写作。 现在有的学者已经把叙事性历史（historicalnarrative）作为一种虚构性的写作（fiction）而彻底抛弃了。在海登·怀特这样的后现代历史学者看来，历史研究和写作说穿了无非也是一种虚构，历史学家的工作无非是在创造发明一种叙事模式，即选取一些过去发生的事，将它们串连起来，再人为地加上一些这些事物本身并不具备的意思，以增强叙事的故事效果。（注：海登·怀特（Hayden V.White）（1928-），后现代派历史学家， 曾先后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圣克鲁斯分校历史系任教，主要著作包括：《大历史：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Metahistory:TheHistoricalImagination inNineteenth-Century Europe）巴尔的摩，1973年， 《形式的内容：叙事体话语与历史代表性》（The Content of the Form:Narrative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巴尔的摩，1987年。 ）这种批评有它的可取之处，至少它提醒历史学家在研究和教学时在选择材料和方法时要倍加审慎，不要将那些没有经过明确论证的推论当成事实和真理强加于人。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教历史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创造不同的叙事模式，这就是历史学的本质：表现和叙述因时间的推移而产生的变化。尽管新史学注重对普通美国人历史的研究，但在教学中，历史学家仍然脱离不了讲述杰斐逊、林肯和罗斯福这样的政治人物。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些领袖人物把你描述的美国历史连结起来，使其成为一个连贯的整体。所以，即便是那些反对使用叙事体的人在教历史时也不得不采用这种方式。你总不能象一个社会学家那样来教历史课吧，只是给学生机械地罗列一大堆不带历史概念的事实和数据。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不是历史学家了。所以，历史教学的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如我刚才提到的，主要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如何将史学研究的新趋势和新成果贯穿到大学历史教学中去的路子。
    王希：有没有什么有效的方法能将传统的叙事性历史与新史学结合起来，使它们成为相辅相成而不是相互排斥的教学和研究方式？
    方纳：我在最近出版的新书《美国自由史话》中就进行了这方面的尝试，成功与否，另当别论。（注：埃里克·方纳：《美国自由史话》（Eric Foner,The Story of American Freedom），纽约，1998年。此书的中文版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我想展示的就是历史学家有可能创造出一种既有别于传统的叙事模式、但又具有连贯性的新美国史叙事模式，你也许可以把这种方法称为一种“质疑性叙事体”（a contestednarrative ）。 这是一种不确定的、 无预设限制的叙事性历史（anuncertain,open-ended narrative ），它没有一个事先决定的开始、中间和结尾，也并不只是叙述美国历史上的进步和成就，事物的发展总是既有前进，也有倒退，并非只是遵循一条永恒向前的直线。“质疑性叙事”的目的就是要说明，在美国历史上的每一时期内，许多的事物和观念总是处在不断地被人们质疑和辩论的状态之中。我在书中描述了“自由”作为美国社会和历史的中心思想在美国历史上演变的过程，我想展现在美国历史的不同时刻“自由”这个概念是如何引起争议、受到质疑和被重新界定的。在这样的叙事体中，事物的不确定性始终是研究和写作要考虑的重点。这样做可能会使学生也产生一种不确定感，他们甚至可能因此感到有些不适应，但这是解决美国史教学面临的困难的一种尝试。
    王希：要解决这个问题恐怕有一定难度，因为教学是一项个人意志和个人取向性都很强的活动，不同的教师对同一个历史问题，不光是教学方法不同，而且很可能对问题本身的理解也不同，在这种情形下，要建立一种通用的教学模式是相当困难的。
    方纳：正是如此。在美国，我们没有统一规定的全国性教科书或教学大纲，也没有统一的教学规定，大学里面更是如此。教师也许是最后一批传统的手工匠人（artisans）-因为他们仍然在自己的工作场所继续掌握自己谋生的工具。我想这种情形将在21世纪被改变，传统的大学最终会被集团化或者为网络技术占领或取代。但是，只要有历史教师的存在，教历史的方法就一定会是多种多样的。
    王希：近几年来，美国公众舆论就历史问题展开了好几场大辩论，为什么美国公众会突然对美国史的写作和解释如此地关注和投入？
    方纳：美国历史在1990年代一度成为公众辩论的焦点，这着实使许多历史学家大吃一惊。一般来说，美国的公众和舆论界并不关心历史学家的研究，但在90年代里，史学界内出现的对美国史的重新解释和对旧史观的修正却变成了热门的政治问题。这些引起争论的问题包括制定和颁布全国性的中小学历史教学标准，在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举办有关美国在日本投掷第一颗原子弹的展览，迪斯尼乐园希望建造一个以美国历史为主题的游乐场的计划，在首都华盛顿举办有关奴隶制的展览，以及修建纪念犹太人被纳粹德国大屠杀的纪念馆等，还有南部邦联的旗帜是否应该继续悬挂的问题等，这些都涉及到美国历史上的敏感问题或者说继续被质疑的问题，因而在公众中引起了激烈而持久的辩论。这些辩论的核心实际上是美国应当怎样书写和纪念自己的历史。就对待历史的态度而言，美国人实际上是一个很矛盾的民族。一方面，美国人-当然这是一种泛指-是一个注重未来的（future-oriented）民族。 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当年曾说过：“我们的过去决定了我们要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在潘恩看来，建立美国的真正意义是对过去的抛弃；这个过去就是欧洲大陆，就是旧世界，而美国是一个属于未来的国家。与其他民族国家不同的是，美国的国家认同的不是由那种根基于数百年历史而形成的国土疆界或那种经过数代人的积累而形成的单一的民族（volk）传统来确定的。美国人既不是由一个共同分享的过去、也不是由一个对未来的共同期望连为一体的，因此有些美国人认为历史是无关紧要的。若干年前，在国会调查伊朗门事件的听证会上，当里根总统被问到一年多以前发生的事情时，他回答说：“那已经是古代史了，已经不重要了。”在他看来，发生在一年以前的事就已经是古代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