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余论
    傅斯年对考古学的发展是全力支持和严格要求相结合的。他非常爱才，但又要求很高，态度很苛。比如对田野考古发掘报告的撰写，他便有一清楚的标准：“‘过犹不及’的教训，在就物质推论时，尤当记着。把设定当作证明，把设想当作假定，把远若无关变作近若有关，把事实未允许决定的事付之聚讼，都不足以增进新知识，即不足以促成所关学科之进展，所以，作者‘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写近代考古学的报告尤当如此”。（注：见《城子崖·序》，收入《傅斯年选集》。）事实证明，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的田野发掘报告及研究论文著作，尽管由于条件所限，印刷粗糙，但都是高水平的杰作，至今仍是研究者的必备参考书。
    作为一名教育家，傅斯年为考古学的发展延纳人才，奖掖后进，使中国科学的考古学得以循序前进，不断发展壮大。以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为中心，吸引了一大批考古学的精英人才。李济、梁思永、董作宾、石璋如、夏鼐……可以说，傅斯年领导的这一学术研究团体，是中国考古学的中坚。李济回忆道：“我个人认为，若不是傅先生提倡考古，我的考古工作也许就中断了”。（注：李济：《创办史语所与安阳考古工作的贡献》，收入《傅斯年》，学林出版社，1991年。）1948年底，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台湾，傅斯年所长兼任国立台湾大学校长，即在台大文学院创立考古人类学系，培养考古人才。教授阵容来自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第三组（考古学）和第四组（人类学）。讲授的课程有：考古人类学导论（李济）、中国古文字学（董作宾）、民族学、中国民族志（芮逸夫）、中国考古学（高去寻）、体质人类学（杨希枚）、民俗学（陈绍馨）、田野考古方法实习（石璋如）、民族调查方法实习（凌纯声）……可谓极一时之选。李济、董作宾、芮逸夫、凌纯声等都是中国考古人类学的先驱者。在他们的精心教授下，台湾大学培养了一批考古人类学人才，有的在国际学术界也享有盛誉，如张光直、许倬云、宋文熏、李亦园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傅斯年“在短短的两年中，为台大树立了优良的学风，并为台湾的学术研究立下了不拔的根基”。（注：李亦园：《永怀师恩-记受恩于傅斯年先生的一件往事》，收入《人类的视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傅斯年这种对考古人才的吸纳与培养，与其倡导考古学的理念相辅相成；使得中国考古学薪火相传，不断走向成熟。最后，借用张光直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总结：“三四十年代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是一个人才荟聚的宝库。所长傅斯年先生雄才大略，学问眼光好，又有政治力量和手腕。他以‘拔尖主义’的原则，遍采全国各大学文史系毕业的年轻菁英学者，把他们收集所里，专门集中精力作研究工作。所以三四十年代被他拔尖入所的学者多半是绝顶聪明，读书有成，性情淳朴、了无机心的书生。……高去寻、劳干、丁声树、张政烺、陈槃、董同和、严耕望等先生都可为代表。这批人才的储集，可以说是傅斯年先生对中国史学上最大的贡献”。（注：张光直：《怀念高去寻先生》，收入《考古人类学随笔》，三联书店，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