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猎之获，演习着战争胜利的意义。
    《巽·六四》：“悔亡，田获三品。”王弼《注》：“乘刚，‘悔’也。然得位承五，卑得所奉，虽以柔乘刚，而依尊履正，以斯行命，必能获强暴，远不仁者也。获而有益，莫善三品，故曰‘悔亡，田获三品’。一曰乾豆，二曰宾客，三曰充君之庖。”《巽》卦象为。就卦象看，“六四”下乘“九三”之刚，乘刚而不安，故有“悔”，但上承“九五”便得到“卑得所奉，虽以柔乘刚，而依尊履正”，具备有所遵循，行正展才的条件，于是“悔亡”而大有猎获。猎获之物不仅留给自己，充当享用、招待宾客的美味，而且可以奉献给君主享用。这和甲骨文所记，征伐凯旋后献俘，进行大蒐献兽，以及《诗经》所记，战胜之后大献其俘，“在泮献馘”、“在泮献囚”(《诗经·鲁颂·泮宫》)，藉以宣传、享受胜利没有两样。可见田猎在演练着战争自始至终的全过程。
    田猎习武，预演战事，由商至周被越来越自觉地研究运用，在晚些时候成书的《周礼》当中，就将军旅战事与田猎演习摆在一道看待：“大军旅，大田役，以旗致万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地官·大司徒》)疏云：“凡征伐田猎所用民徒，先起六乡之众，故云‘大军旅，大田役，以旗致万民’。”军事与田猎在这种有意识地组织实施中，正是实战与演习的关系。而田猎习武，预演战事的这种观念早在《周易》当中就有了较多的表达，而且还寓有更深刻的认识。综合前面的分析，我们看到，在《周易》所取田猎之象中，不仅记录着田猎习武的风貌，更主要的是在田猎习武的古风记述中，真切地体现着《周易》的战争观念、军训观念。其中，反对躁于用武的田猎观；田猎所体现的古朴的人道精神；田猎之义是为诛除丑类；以田猎形式来娴习征战技艺；田猎之获，演习着战争胜利的意义等等，质而言之，就是它的战争观念，不过是将其观念注入于习武演练的田猎活动之中而已。因此，我们把它的田猎军训观，看作《周易》军事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如果转换一个角度观察，从殷商甲骨卜辞的记述，到《周易》清楚的观念，我们看到，其实它还揭示着一个影响深远的文化现象，那就是贯穿于古代史的军训--田猎文化。任何一个强大的军事势力的有机伴随物，便是盛重的田猎活动。典型的如传世的秦国十石鼓所记的田猎盛况及其意义，“十碣记田猎之事，田猎亦军事也”。④在古代，尤其是上古时代的历史条件下，战场上金戈铁马，气势恢弘的军事较量与平日娴习弓马，鼓舞斗志，探索战术的田猎演练是相伴随着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周易》的田猎观，不仅是其军事思想的表述，也揭示着一个影响深远的文化现象。
    注释：
    ①姚孝遂《甲骨刻辞狩猎考》，载《古文字学研究》第六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8、41页。
    ②王宇信、杨升南主编《甲骨学一百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504页。
    ③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24页。
    ④罗君惕《秦刻十碣考释》，济南：齐鲁书社，1983年，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