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心态是中国传统社会精英层的思想表现，他们的思想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方向和主流。在甲午战败和马关逼和的局势大动荡中，这批精英层的思想经历了剧烈的震荡和冲击，传统的价值观念、伦理取向与行为模式发生进一步分化，归结起来则是：大国心态的失落和随之伴生的民族觉醒。本文试图从历史学和文化心理学的双重视角分析士大夫层在甲午战败后针对以下三个方面所作的反省，以显现其大国心态失落与民族觉醒的双重轨迹。
    一、对中国的再认识：夷夏观的彻底改变
    大国心态的重要表现是夷夏观或夷夏之防。夷是中国古代对东方民族的泛称，亦称东夷。如夏至周朝有“九夷”之称。郭璞《尔雅注》“九夷在东”。《书》《禹贡》“岛夷皮服”，具有贬义。春秋以后，多用为对中原以外的少数民族的蔑称。中国古代的一种酷刑称为夷族，亦称诛族，始于秦。唐时《唐律疏议》载：“夷族，谓反逆，罪及宗族。”从这些材料我们可将夷的意义作如下概括：第一，夷的意义与野蛮、蛮荒相同，并与正统相背离；第二，夷的指代内容不是确定不移的，它往往随着华夏文化的演变而发生变化。但可以肯定，它是和华夏文明相对的，是华夏中心文明的边缘地带，一种次文化。这种次文化随着华夏中心文化向四外的传播和弘扬而逐渐被纳入、融合，成为中心文化的一部分。原来意义的夷的指代内容不复存在，夷的外延退缩到了原边缘地带以外的地方。可以肯定的是，夷的内容不与华夏文化从属，一旦被纳入、融合，这融合的部分便不再被称为夷。
    中国版图定型后，夷的指代内容基本稳定下来。大体上看，周边国家是华夏文化主动感知而被认定为夷的。但有一个例外：西方被认定为夷是西方向东方扩张而被华夏文化被动感知的。华夏文化对待这个例外的心理比较复杂，原因有二：第一，东西方民族生理特征迥异，华夏民族很难对西方产生认同感；第二，西方文明表现出积极进取态势，威胁华夏文明在东方的优越感。这两个原因使华夏民族对西方抱着蔑视和忌惮交织的心理，并表现出比对东方国家更强的排斥性。
    然而，纯粹的保守性排斥不能削弱西方文明在东方的渗透和威胁。雅片战争之后，清政府不得不以政府身份接纳西方殖民者。19世纪60年代初，清政府规定在公开场合不得使用夷的提法，1867年派出第一个使团访问欧美，1873年派出第一批学童赴美留学。种种迹象表明夷夏之防的观念在受到侵蚀，这种侵蚀在士大夫层中有很敏感的反应。郭嵩焘说：“汉以来，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称夷狄也。”[1]这表明郭嵩焘对华夏文明在中西比较中的地位感到忧虑。中国近代外交家曾纪泽认为，西方各国“试与岛夷社番，苗徭僚倮情势判然”，决不能“揭‘尊王攘夷’之说以鄙之。”[2]在他看来西方各国不能与夷同语。需要指出的是，夷夏之防近乎崩溃的观念只是洋务派中对中西比较有清醒认识的小部分人的看法。夷夏观的彻底改变是在甲午战争之后。
    它的主要表现是，夷夏之间不再有不可逾越的壁垒。谭嗣同在《兴算学议--上欧阳中鹄书》中给夷夏观念作了新的界定：“夫华夏夷狄者，内外之词也，居乎内，即不得不谓外此者之为夷。苟平心论之，实我夷而彼犹不失为夏。中国尝笑西人冠服简陋，西人即诘我之发辫有何用处，亦无以答也。无怪西人谓中国不虚心、不自反、不自愧、不好学、不耻不若人，至目为不痛不痒，顽钝无耻之国。”[3]在谭嗣同看来，夷夏的分别仅在于地理位置的远近，参照物不同，夷夏的身份就会不同。谭嗣同的意图非常明显，他要努力打破夷夏之间的“门槛”，使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减少心理负担。谭嗣同在另一篇《〈湘报〉后叙（上）》中对“中国--夷狄”这对关系词作了另一个角度的考证，他说：“旧者夷狄之谓也，新者中国之谓也，守旧则夷狄之，开新则中国之。新者忽旧，时曰新夷狄，旧者忽新，亦曰新中国。”[4]谭嗣同所要说明的问题有两点：第一，中国有变法的传统，它的名称来历于变法。第二，中国亟需变法，否则会沦于夷狄之地。从引用的两段文字来看，谭嗣同表面上在谈夷夏观念的变更，而实际却是为变法张目，这表明夷夏观念的变更已在情理中，无须作过多纠缠。甲午战争之后立即兴起的维新潮流证明这种推测是比较可信的。
    “夷夏观”彻底变革的另一重要表现是“华洋混一”观念的形成与确认。“华洋混一”是一个政治观念也是一个文化观念。作为政治观念它表明中国被纳入到统一的世界格局中，不再能回到孤立的闭关状态。作为文化观念在甲午战前存在三种雏形，分别是中西文化相通论，薛福成的“西法为公共之理”说[5]，和王韬的“混一”“大同”说[6]。这三种中西文化观的基本核心内容有三点：第一，中西文化对比表明西方文化处于中心位置；第二，中西文化是相通的；第三，中国应该学习西方文化。最终的落脚点是向西方学习，所有的论证都为这个目的服务。甲午战争中中国的战败比洋务思想家的文字论证工作更具有说服力，许多人很快转向维新，试图变革政体效法西方，说明实现实质意义的“华洋混一”是许多中国人追求的目标。
    二、对日本的再认识：轻日、仇日、师日的演变
    中国人对日本的看法大致可以甲午战争为界分三个阶段：轻日、仇日、师日。轻日是甲午战争之前的心理状态，基本上与大国心态密切相连，是大国心态的一个部分。中国士大夫一般把日本称为“蕞尔三岛”或“东夷小国”。在1874年台事之前，日本尚未完全进入中国人的视野中，对日本的认识多残缺不全或不准确。徐继畲1840年编著的《瀛环志略》认为日本由对马、长崎、萨马（即萨摩）三岛组成，显系错误。魏源著的《海国图志》直到1852年增补为一百卷时，才添上日本，在内容上也只是重复上说。日本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可见一斑。台事发生后，日本表现出的勃兴之象和对外扩张欲望在国人心中掀起了不大不小的波澜，“防日”和“征日”一度成为朝廷议论的重要话题，并出现了以日本为主要假想敌的筹建北洋海军的计划。尽管如此，在深沉意识中轻视日本的初衷并未改变。这种意识在甲午战争中以畸型态势表露出来。出现畸型突发的原因在于国人轻视日本的意识与战争中遭受惨败的事实形成强烈的反差张力所致。战争初期，国人对战局抱自信态度，认为中国在战争中具有显然优势。他们认为中方理顺师直，正义在握，中国“以大制下，以顺讨逆”，可对日本“大加惩创”。[7]然而随着战局的发展，形势对中国越来越不利，中国一败再败，以致不得不向日本求和。这个时候国人的心理是比较复杂的，其中一种意向颇堪玩味，请看下面几个标题：《御史蒋式芬奏请偏师进攻日境使彼内顾有利战机折》（1895年1月31日），《吏科给事中余联沅奏请饬张之洞等设法以水师直捣日本折》（1895年2月3日），《户科给事中洪良品奏请饬疆臣直捣日本虚片》，《户科给事中洪良品奏请募沿海民众直捣日本折片》（1895年2月16日）。[8]中国和日本以茫茫东海相隔，即使中国水师未受创作，攻击日本本土也有难度，在元气大伤后谈水师“捣虚”，固然有缺乏基本常识的因素，对日本的深沉蔑视应该是这种心理的基础。在他们看来，中国和日本的战争应该像一场不同级别的拳击对抗，中国应以一记重拳击倒对手，而不是以记点取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