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翼（1724-1814）是乾嘉时期重要的考证史家，被梁启超、陈恒、吕思勉、金毓黻等近代以来的史学名家所推崇。当代学者对他也有很高的评价，认为赵翼有深刻的历史见识，其著述是“乾嘉时期创造性思维的出色成果”，代表着乾嘉史学后期的最高水平。（注：陈其泰：《乾嘉学术创造性思维的出色成果》，《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8 年1期。）赵翼对历代史事所作的研究、评论有不少专文论及。而对赵翼在史学批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至今尚未见有专文作较为全面的总结。细读《廿二史札记》（以下简称《札记》）和《陔余丛考》（以下简称《丛考》），就会发现他关于史学批评的许多重要见解，在同时代学者中已达到较高的理论建树。
    一 表彰求真求实的治史原则
    求真求实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乾嘉时期，赵翼、钱大昕、王鸣盛等考证名家更是执着地追求这种治史的原则。他们在史学上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其核心就是大力表彰求真求实的原则。赵翼在《札记》中所作的考证工作，主要有两部分，其一是对历代正史纪、传、表、志的记载“参互校勘”，即陈垣先生所说的“史法”部分。在这一部分，赵翼全面地批评了历代正史，批评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史书是否真实地反映客观历史。他注意表彰那些秉笔直书的正史，认为直书是“良史”的重要条件之一。故认为《旧五代史》虽多所回护，“是非亦有不废公道处”（注：赵翼：《廿二史札记》（下简称《札记》）卷二十一“薛史亦有直笔”条，中华书局82年王树民校订本。）；赞扬宋濂等人在《元史》处理明初功臣刘基等人在元朝史事时能够直书不讳。
    对于那些曲笔回护的史书，赵翼明确地给予批评。秉笔直书是中国史家的优良美德，赵翼对历代正史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对曲笔回护的批评上，书中专门撰写了“《三国志》多回护”、“《宋书》书晋宋革易之际”、“《宋书》书宋齐革易之际”、“《陈书》多避讳”、“《魏书》多曲笔”、“《新唐书》多回护”、“薛史书法回护处”、“《宋史》各传回护处”、“《元史》回护处”等条目，有的批评虽有粗疏之处，但其追求历史真实的精神却是值得肯定的。
    赵翼进而对正史中曲笔回护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一是技术原因，如认为《宋史》各传回护是由于元朝人修《宋史》时没有对宋人的原始记载进行考证分析，全部照搬宋人的原始记载，而宋人的“家传、表志、行状以及言行录、笔谈、遗事之类，流传于世者甚多，皆子弟门人所以标榜其父师者，自必扬其善而讳其恶，遇有功处辄迁就以分其美，有罪则隐约其词以避之。”（注：《札记》卷二十二“《宋史》各传回护”条。）。明修《元史》也有同样的情况。二是政治原因，即朝廷对史学的粗暴干涉。他以沈约修《宋书》过程中，齐武帝多次干涉为例，深刻地指出，正是由于皇帝的粗暴干涉，才使得史家不能秉笔直书。沈约在修《宋书》时拟立《袁粲传》，袁粲是宋朝奸臣，而齐武帝说“粲自是宋室忠臣。”宋明帝是宋朝的昏君，沈约在《明帝本纪》中记载了明帝“诸鄙渎事”，齐武帝对沈约说“我昔经事明帝，卿可思讳恶之义”，沈约只好对明帝本纪多所删除（注：《陔余丛考》卷六“《宋书》书法”条，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正因为如此，赵翼一方面对前代修史者的“回护”作法作了严肃的批评，另一方面，也指出他们中有的人所处的客观环境有不得已之处。
    赵翼所恪守的一条原则是，史家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都要建立在真实可信的历史事实基础之上。王安石是北宋时期著名的变法人物，也是受非议较多的人物，连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也大骂王安石是一位“肆无忌惮”的小人。一般认为王安石实行新法，引用奸邪，更张法令，以至于导致北宋后期的吏治腐败，招致金兵入侵，二帝北狩，把北宋灭亡的原因全部推到王安石身上。赵翼在《札记》“王安石之得君”条里认为时人“皆咎王安石为祸”是不公正的，是不知道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原因是宋神宗自命为大有为之君，早有收复燕云失地的大志。“欲用兵必先聚财”，这样便有了青苗法、免役法；“欲聚财必先用人”，于是便任用吕惠卿、章惇等人。赵翼批驳了王安石贻误宋神宗的观点，认为是宋神宗“一念功名之心自误也”（注：《札记》卷二十五“王安石之得君”条。），把王安石变法及失败的主要原因作了深一层的阐释。在《丛考》里赵翼提出了“读书论世，必当推究当日情事乃为信谳耳”（注：《丛考》卷二十“兀术致书秦桧之不可信”条。）的观点，要求评价历史人物应该做到设身处地、知人论世。这是中国史学朴素理性精神在乾嘉时期的发扬，正是因为这种对历史真实的执着追求，使得赵翼在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时勇于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
    赵翼所理解的历史真实有一个特点，这就是：真实的历史记载还必须“有用”，如果无用也要摒弃。他主张在正史中多记载“有用之文”，所谓“有用之文”，就是“有关于学问、有系于政务”、“关于人之善恶，事之成败”的文字。这一观点不仅在当时，即使在现在也很有意义。首先，这些有用之文在历史上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有很大的影响，对于历史的发展和演变起着重要的作用。其次，这些“有用之文”更能真实地反映当时的历史事实。再次，这些有用之文有利于后人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因为历史现象是复杂多样的，而作为企图真实反映历史的史书却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历史上所出现的历史人物和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全部记载下来。这样一来，就有一个取舍的问题，即记载什么，舍弃什么；详什么，略什么；也就是说在真实发生的历史和史家记载的历史之间有史家的主观判断，而这种判断主要取决于史家的史识、性情、经历、环境等等。赵翼对《史记》和《汉书》的优劣问题，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他认为，《汉书》虽然看起来文字上比《史记》繁多，但《汉书》却记载了许多对西汉历史起过重要作用的文字，这些文字包括贾谊的《治安策》，“有关治道，经事综物，兼切于当日时势，文帝亦多用其言”，《史记》没有记载，而“《汉书》全载”。晁错的《教太子疏》、《言兵事疏》、《募民徙塞下疏》、《贤良策》，“皆有关世事国计”（注：《札记》卷二“《汉书》多载有用之文”条。），《史记》不载，而《汉书》全载。同样是在真实有用的思想指导下，赵翼对《南史》与南朝四史、《北史》与北朝四史、《旧唐书》与《新唐书》等正史作比较，把是否增、删“有用之文”作为评价得失利弊的主要标准之一。反对《南史》、《北史》等增加“琐言碎事”、删除“有用之文”，批评李延寿修史“专以博采异闻，资人谈助为能事。”（注：《札记》卷十一“《南史》增《梁书》琐言碎事”条。）并且明确表彰《新唐书》增加“有关系”的章表疏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