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揭示史书编次中体现的史家见识
    史书编次是正史编撰的重要问题，整齐严谨的结构和编次本身既是编撰学上的成就，具有史学美感，而更重要的是有利于真实地反映历史事实。赵翼很重视史书的编次，所论包括两个层面，一是讨论“正史”纪、表、志、传互相配合的体裁，一是史书中的篇目安排是否恰当。关于前者，他主要对司马迁创立的纪传体正史体裁进行了探讨，对其创始之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诸侯，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针对魏禧“迁仅工于为文，班固则密于为体”的观点，赵翼明确地指出，“无所因而特创者难为功，有所本而求精者易为力，此固未可同日而语耳。”（注：《札记》卷一“各史例目异同”条。）
    关于后者，即史书内部本纪、世家、志、表特别是列传的次序编次问题，是赵翼更为重视的。《札记》中有许多条目对此加以讨论，如“《史记》编次”、“《后汉书》编次订正”、“《梁书》编传失检处”、“《梁书》有止足传无方技传”、“《宋史》排次失当处”、“《金史》失当处”，在《丛考》中有“《宋书》叙事及编次俱有失检处”、“《梁书》编次失当”、“《陈书》编次得宜”、“《旧唐书》编订之失”、“《新唐书》编订之失”、“《新唐书》改订之善”等，可见赵翼对此下了很大功夫。
    赵翼对编次得当的正史给予表彰，他特别推崇《后汉书》的编次，在《札记》“《后汉书》编次订正”条中，对《后汉书》的编次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考察。他指出，循吏、酷吏、宦者、儒林、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外戚等传都是继承《史记》、《汉书》的传统并加以发扬光大，“以类相从，分别编次。”卓茂虽然是刘秀的云台二十八将之一，图形凌烟阁，但因为治行卓著而与鲁恭、魏霸、刘宽同列一传。张纯是东汉初年人，郑康成是东汉末年人，因为深于经学而被列入一卷。王充是东汉初年人，王符、仲长统是汉末人，因为都是“著书恬于荣利”被列入一卷。邓彪、张禹、徐防、胡广因为“其皆和光取荣，人品相似”而被列为一卷。袁安、张赋、韩陵、周荣、郭躬、陈宠同卷是因为“皆明于法律，决狱平允”。班超与梁槿因“立功绝域”而被列为一卷。这样编排，不仅显示出史家对列传人物的匠心，更表明他把握人物特点和评价人物的史识。
    由此可见，赵翼并没有把史书编次仅仅当作编纂学上的技术问题，而是把它提高到史识的高度。因为史书的编次反映了史家对材料的选择和史实的取舍标准，反映了史家对历史问题和历史人物在历史发展中所起作用的认识，反映了史家思考和判断历史问题的角度和深度。正是因为对《后汉书》编次所反映历史见识的推崇，赵翼才认为范晔是一位“有学有识”的史家，而不能仅以“才士目之”。
    赵翼把史书编次看作是史家史识的反映，还体现在他对其他正史的评论上。他批评《梁书》在“处士”之外，又立“止足”一门是画蛇添足，因为所谓止足“不过宦成身退，稍异乎钟鸣漏尽，夜行不休耳”，传中所列的人物，有的可以列入《良吏传》，有的可以列入《处士传》。《梁书》立了不该立的止足一门，而应该立的方技却没有立。方技传是历代正史中很重要的一门，许多有影响的佛道人物都在方技门里。梁朝的释宝志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精于佛学，能知未来，其谶记往往流传后世……不惟为时人所敬信，并人主亦崇奉之”（注：《札记》卷九“《梁书》有止足传无方技传”条。），但因为取消了方技一门，致使在南朝历史有如此影响的人物在《梁书》中居然没有一席之地。梁朝昭明太子之子萧詧“称帝于江陵，历三世，共三十三年”，赵翼认为，对于存在三十三年的政权，即使不能记载于本纪，也要“别立一传，著其兴亡。”但《梁书》对后梁根本没有记载，《昭明太子传》中也没有记载，故说：“《梁书》专纪萧氏，则萧氏子孙之建国称帝者，安得竟从删削？此究是《梁书》缺处。”赵翼认为，应该“在《昭明太子传》后备载萧詧以下三世”，这样才是“位置得宜”。赵翼称赞《明史》把明末福王政权、鲁王政权等“各附于其祖传后”的做法，认为这样“既不予继统，又不没其事实”，是“斟酌尽善”（注：《丛考》卷七“《梁书》编次失当”条。）的办法。
    四 运用比较研究，评价正史得失
    比较研究是赵翼经常运用的研究方法，除对历代史事进行比较研究外，同时，也大量地运用这一方法批评历代正史。他对历代正史的比较研究主要有两种方法：
    纵贯、宏观的评价。在《札记》“各史例目异同”条里，赵翼对纪传、编年两种史书体裁的起源进行了考证，而重点在于对司马迁创立的纪传体裁的史书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对司马迁创立纪传体史书的意义作了高度的评价。接着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历代正史中本纪、世家、表、书志、列传等例目的利弊得失进行了全面研究。赵翼指出，古代有《禹本纪》、《尚书》、《世本》等书，司马迁在以上各书的基础上，创立了“本纪”这一体裁叙述帝王事迹。《汉书》认为《史记》为项羽立本纪“失当”，于是改《项羽本纪》为列传。《三国志》因为以曹魏为正统，所以只给曹魏立《本纪》，而吴、蜀两国称“书”。范晔撰《后汉书》，创立《皇后纪》，赵翼认为是模仿《史记》的《吕后本纪》，司马迁这样做的理由是因为“政由后出”，而《后汉书》中皇帝已经各有本纪，即使是女后临朝，也应该把用人行政等大端编入皇帝本纪，没有必要再为皇后另立本纪。赵翼认为，《新唐书》对武则天事迹的处理十分妥贴，因为武则天已经改唐为周，理应为武则天设立本纪以记载当时的朝政大端，而把有关武则天的“宫闱琐事”列入皇后传里。《宋史·度宗本纪》后附有瀛国公及二王，“不曰帝而曰瀛国公，曰二王”，是因为瀛国公及二王“不成为其君”，但又是宋朝的“正统绪余”，曾经“登极建号，不得而没其实也。”《金史》在《太祖本纪》之前，“先立《世纪》，以叙其先世”（注：《札记》卷一“各史例目异同”条。），赵翼认为是十分“典切”的处理方法。
    除对“本纪”这一例目进行纵贯的比较研究外，赵翼对“世家”、“书志”、“列传”等例目也进行了纵贯的比较研究，指出了各种例目流传过程中出现的利弊，如他认为，《汉书》改世家究属非体，因为“传者，传一人之生平”，而世家则是记载“王侯开国，子孙世袭”，两者的功能不一样。但自《汉书》之后，历代正史均因之不改。赵翼认为，表的功能在于，“凡列侯、将相、三公、九卿，功名表著者，既为立传，此外大臣无功无过者，传之不胜传，而又不容尽没，则于表载之。”他考察了“表”这种例目在历代正史中的沿革，认为《汉书》的《百官公卿表》“最为明晰”，对《古今人表》则加以讥评，说：“既非汉人，何烦胪列？且所分高下亦非定评，殊属赘设”。在历代正史所列史表中，《辽史》立表最多，赵翼认为，“表多则传可省，此作史良法也。”（注：《札记》卷一“各史例目异同”条。）
    在“《明史》”条里，赵翼运用比较的方法，对《五代史》以来的“近代”正史作了更为全面、精练的概括，他认为，“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寥寥四十余字，高度概括了《辽史》以下诸正史的特点，评价了各史的高下。接着，赵翼又具体分析了《明史》取得如此成就的主要原因是：一，朝廷的高度重视。朝廷重臣“总裁其事”，参加纂修的史官又都是“博学能文，论古有识”的有识之士。二，修史的时间长，“是非久而后定，执笔者无所徇隐于其间，益可征信，”与元末修《宋》、《辽》、《金》三史，明初修《元史》，“时日迫促，不暇致详，而潦草完事”不可同日而语。三，参加纂修的史臣对撰修工作的严肃负责态度。在几十年的纂修过程中，史臣们“参考订正，或增或删，或离或合”，因此达到了“事益详而文益简”的良史标准。最后，赵翼又指出了列传在“编次”、“编纂”、“论断”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明史》是清朝的官修正史，赵翼对《明史》的称扬难免有溢美之词，但大致是合乎客观事实的。短短的一篇札记，有总体情况的概括，有具体原因的分析，有成绩的罗列，有纵横的比较，几乎可以扩充为一篇论明史编修的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