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对洋务运动提出批评的是早期维新派。他们认为“徒袭皮毛”是洋务运动的最大弊病，这在很大程度上阻塞了中国的富强之路。他们在对中西方的政治经济进行对比考察后，认为中国富强的根本途径是“借法”。并且提出了他们认为最具有可行性也最符合西方精神的两项主张：“商战固本”与“君民共主”。“商战固本”以重商为内涵，以商业利益的保守和进取为外延，反映了中国传统价值观念正在发生变化。“君民共主”则以上下一心、群策群力为目标，却意外地得到了一个副效果--“中体西用”框架被部分地突破了。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君民共主”与西方议会民主制是貌合神离的，它只是通上下之情的工具，更具体说是社会民众上达天听的途径。民意能否被接受，取决于“君意合则书名颁行，意不合，则令其再议。”[18]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君民共主”是“中体西用”模式在“道”（政治）领域中的应用，它表明了中国文化强制力的强度，任何一种西方精神的移入都是以变质为表现。但是，另一方面，“君民共主”观念的提出表明了早期维新派企图把洋务运动向政治变革领域作有意识的导引，是对洋务派先验自设的“中体西用”框架的突破，虽然这种突破是有限的，但是这种尝试及以后对维新运动的影响都是值得肯定的。
    甲午战败对中国而言是政治上和精神上的大挫折，中国士大夫对这场挫折的主导性反应可以概括如下图：
    图中显示士大夫在战败后的主导性反应有两种：抨击取向和发愤图强取向。抨击的对象又分为两种：对自身的抨击、批判洋务运动，对日本的抨击仇视日本。在一定程度上，批判洋务运动和仇视日本是为维新运动积蓄自信心和找根由：中国的失败是因洋务运动的失误，要弥补失误只有进行维新运动。在这个思维逻辑过程中，自信心得到恢复，维新也成为情理中事。
    在上文中我们已经论述了士大夫层仇视日本的表现，不再赘述。我们要着重解决的是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批洋务运动的表现。维新人士出场的鲜明亮相就是呼吁“变法”。“观大地诸国，皆以变法而强，守旧而亡。”“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19]他们把“变法”不是定义为枝节修补，而是以“全变”为鲜明指向。他们认为洋务时期的“变法”貌似壮观，“而根不净，百事皆非”，不过是“徒糜巨款，无救危败。”因此，“若决欲变法，势当全变”，“不能变其甲而不变其乙，举其一而遗其二，枝枝节节而为之，逐末偏端而举之。”只有“筹全局而全变”[20]，中国才有富强希望。康有为对“全局”“全变”作了进一步论述。他说，必须尽弃旧习，“再立堂构之规”[21]，“以俄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22]，变封建君主专制为资产阶级君主立宪，这是康有为矢志以求的变革目标。为了更好地了解维新派的心态，我们有必要将维新派和早期维新派作一对比研究。笔者认为，二者的差异主要表现在：第一，维新派和早期维新派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不同，即对洋务运动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维新派是置身于洋务运动之外，对洋务进行批评指责，最终目的是要摒弃洋务运动，实行维新变法。早期维新派则置身于洋务运之中，对运动过失采取高姿态的批评，最终目的是希望洋务运动循着自身逻辑轨迹充实提高，实现富国强兵。第二，维新派和早期维新派对洋务运动价值取向的张力强度不同。维新派是在亡国惨祸的强刺激下勃兴的，是突发事件下的激烈反应，具有激进主义特点。这种激进的反应在一定程度上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对洋务运动采取不留余地的否定；另一方面，这种不留余地的否定造成社会动荡和社会保守势力的反扑，从而大大降低了维新运动成功的系数。早期维新派所面临的情景不同，他们对洋务运动进行批评的张力来自于洋务运动低成效的信息反馈和对中国未来潜在危机的深切忧虑。因而他们对洋务运动的批评温和得多，实际得多。第三，维新派和早期维新派思想水平的层次不同。早期维新派基本上在“中体西用”的框架内思考问题，对洋务运动的批评以支持为前提。维新派则置身在“中体西用”的框架之上，试图用近似于“西体”的框架取代之。需要指出的是，笔者对二者的区分没有试图归结二者的性质差异，而是偏重于心态意义上的剖析。
    我们从维新派和早期维新派的剖析中，基本上可以看到维新派所存在的明显的思维转型迹象，它将洋务派奉为基础的政治哲学--“中体西用”一举抛弃，试图用一种全新的引自于西方的以民主、人权为核心的“西体”取代之。这表明处于东西方双重威迫下的中国士大夫的一群，为了摆脱这种威迫在传统（中体西用）和非传统（西体）之间亲和取向的升级。这群士大夫已经认为“中体西用”这种文化行为不再适应中国主体文化的生存或更好生存，因此必须用一种在他们看来更适应的文化行为（西体）取代它。这种亲和取向的对与错我们姑且不论，从这种亲和取向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近代中国社会，在外力压迫下的士大夫群体，每作一次进取性的亲和取向，都是一次向传统的更大程度的偏离，这种偏离表明了中国文化在士大夫群体中地位的降低。但是，这种降低并不表明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降低，它只表明中国文化的世俗功能差于西方文化，在中西文化的竞争中显得软弱无力，而被迫在世俗与非世俗间作有利于前者的调整。
    综上所述，甲午战争的强烈历史震动使中国士大夫层的心态发生深刻变化，这种变化可以用大国心态的失落和转换来概括。大国心态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有双重意蕴，一方面，它使中国人易于陷入积习、保守而不自知，固步在自设的圈子中找不到一个参照系去发现自己的缺陷而打破无与伦比的迷梦；另一方面，大国心态使中国社会形成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和自信心，这种自信心是五千年中国传统一脉相承的积淀形成的一种天命，它激使向以肩负大任自视的中国知识阶层在国遭大难后以较高的心理定位去设计祖国的未来。甲午战败后的中国知识分子正是怀着这种使命去拓展中华之路。他们抛却了大国心态带来的惰性就像切除眼翳，在睁开眼睛的时候有一种清新的觉醒感觉，意识到中国处于民族危亡的险境，“徒袭皮毛”的洋务运动再也无法超越危局，必须打破中体西用的局囿，向西方作进一步的吸取，师法日本是学习西方的桥梁和捷径。正是由于甲午战争，中国士大夫心态发生这种失落和转换，“中国犹如几千年大梦初醒”，从而完全接受失败的教训，承认社会中的种种病痛，最终谋得一个痊愈的方法，中国社会开始走上了具有自觉意识的近代化道路，有鉴于此，笔者以为在论述甲午战争与中国民族觉醒关系时，剖析上述士大夫心态的转换应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取向和新颖的学术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