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局势的演变与中国士大夫的设想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批士大夫的轻日思想就与仇日思想混杂在一起，使轻日显得尤为突出。在一定程度上，仇日的程度可以作为轻日的量度，就一般原理而言，个体心理震动与个体预期值的实现成反相关关系。中国对战争抱的不切实际的期望，与战争结局的逆反形成的张力为轻日和仇日思想的突发找到了突破口。
    仇日思想在马关逼和时达到顶峰是与屈辱的阵痛相伴生的。在一些针对日本的用辞中我们可以看到仇视和蔑视相混的复杂心理。笔者查阅了大量的有关中日战争资料，“倭”、“倭夷”、“夷狄”、“丑类”、“丑奴”、“腥膻”、“猱”充斥在大臣的奏章、书札、函件中，尤其以马关议和这段时期表现得最明显。在《马关条约》签订、赔款割地成为既成事实后，仇视日本的心理由符号象征（语言）转化成为意识底蕴--一种免脱了浮躁和意气的更深沉的精神素质。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士大夫对日本的看法并不是机械地以甲午战争为断划分为轻日、仇日、师日，这样划分只表明时期不同对日本主流看法的不同。实际上，日本在台事之后（1874年），就引起了对国际局势有所了解的部分国人的重视。李鸿章在1874年12月10日的一份奏折中说：“该国……变衣冠，易正朔，每为识者所讥。然如改习西洋兵法，仿造铁路火车，添置电报，开煤铁矿，自铸洋钱，于国计民生不无利益。并多派学生赴西国学习器艺，多借洋债，与英人暗结党援，其势日张，其志不小。故敢称雄东土，藐视中国，有窥犯台湾之举。”[9]这是李鸿章对实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的初步看法，李鸿章对日本的维新举措基本上持赞 赏态度。同年秋冬，文祥在奏章中说“以时局论之，日本与闽浙一苇可航。倭人习惯食言，此番退兵，既无中变，不能保其必无后患。”“而目前所难缓者，唯防日本为尤亟。”[10]文祥从防务的角度提出了对日本重视的意向。尚有许多关于日本的正面论述材料，本文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阐发重视日本言论的这些人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两种：第一，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官僚中的佼佼者，很大一部分曾担任驻外使节、参赞，或者曾直接任职于日本，比较著名的有黄遵宪、姚文栋、陈家麟等。他们倾向于深入地介绍日本，从而提请国人对日本的重视；第二，从洋务运动中分化出来的早期维新派，如郑观应、王韬、康有为等，他们从批判洋务运动的角度出发，介绍明治维新，有效法倾向。正如上文所提到的，重视日本只是中国社会的非主流看法，像古装戏中县官断案的案几，我们通常注意的只是惊堂木而不是文房四宝。但是这种非主流看法却为甲午战后中国人对日观转变成为“师日”起了水到渠成的功效。
    中国士大夫是以“远效越吴，近师普法”为心理基础效法日本的，是民族理性深沉反思的结果，它的最终指向是“力筹报复”[11]。效法日本的最大鼓吹者是康有为。在一定意义上，甲午战争的失败是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在历史上退隐的台阶，在同样的意义上，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循着这个台阶走到了历史的台前，掀起了一股维新潮流。康有为早在1888年就“以布衣伏阙上书”，“称道日本变法致强之故事，请厘革积弊，修明内政，取法泰西，实行改革。”[12]马关签约后，康有为在亡国惨祸的震惊中把他的变法思想进一步明确化。1895年5月12日，康有为在他起草的《公车上书》中呼吁“日本一小岛夷耳，能变旧法，乃敢灭我琉球，侵我大国。前车之辙，可以为鉴。”[13]随后，他又指出“夫今日在列大竞争之中，图保自存之策，舍变法外另无他图。”[14]在他看来，中国已经走入政治死胡同，要想谋得生机，只有另辟蹊径，这条路就是变法。康有为认为“日本维新，仿效西法，法制甚备，与我相近，最易仿摹。”建议光绪帝“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15]。随后，他又在进呈的《日本变政考》中提出了“不妨以强敌为师资”的口号，同时颇费苦心地阐述明治天皇改革的主次和得失。他认为日本改革的重点是“大誓群臣以定国是，立制度局以议宪法，超擢草茅以备顾问，纡尊降贵以通下情，多派游学以通西学，改朔易服以易人心数者。”[16]他主张中国宜“按迹临摹”全盘效伤，甚至断言：“我朝变法，但采鉴于日本，一切巳足”，“采鉴而自强在此，若弃之而不采，亦更无自强之法矣。”[17]这种要求效仿日本实行变法的主张无疑是许多维新者的共识。
    “师日论”成为中国人思想的一个流派的重要意义在于：中国人正渐渐地走出自设的传统文化优越的藩篱，用文化多元的眼光看待西洋和日本，接受中国文化只是世界文化群的一个支系或流派，承认中国文化在数千年的封闭结构中正逐渐走向没落，中国要想保持传统文化、民族性格，甚至民族的生存，必须正视变化了的环境，发挥她在历史上曾经表现出的文化的巨大包容力。一种文化活力的量度在于这种文化的弹性和这种文化所表现的对自然环境、生物需要尤其是社会环境的适应能力。中国文化在长期的封闭结构中，在缺少动力机制（外部环境的压力）的情况下，逐渐变得迟钝。在近世亟变的环境中显得茫然迟滞，处处被动，最终又为东邻日本所侮。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中国文化在自身结构内的发展已经走到尽头的时候，只有谋求外在的刺激获得新的发展机制，这种新机制就是异于中国母体文化的西方文明的输入，“师日”正是获得新机制的一个重要步骤、一座桥梁。
    三、对洋务运动的总决算：大国心态的失落和转换
    国人对洋务运动进行系统评价是甲午战争失败后进行反省的一个重要内容。对洋务运动功过的评价直接影响中国的未来往何处去，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把其时中国社会发展已有的三种模式进行对比研究。这三种模式分别是闭关自守、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请看下图：
    M表示中国社会，P、P[,1]、P[,2]分别代表具有相同心态和行为的士大夫群体；“－”或“+”分别代表某一区域对士大夫群的排斥或吸引；“→”代表群体受某区域吸引所采取的行为指向。从上面三个图的不同行为指向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甲午战争之后闭关自守回归传统已经不再是士大夫群体选择中国发展模式的对象，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才是主要的选择模式，分别在士大夫群体中占有不同程度的市场。第二，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同时具有的吸引力决定了部分士大夫在二者之间游移不定。第三，两种模式的选择不仅受到士大夫群的自身力（中国需要发愤图强）的影响，而且受到了诱导力的制约，这种制约在于中国到底能在偏离传统的道路上走多远？这种影响我们会在下面论述中谈到。从第一个结论我们可以作如下引申：对洋务运动成效的评价直接决定士大夫群选择哪一种模式。因而评价洋务运动的功过对于力图希望在中国实行维新的士大夫群体来说显得尤为急迫。毕竟，洋务和维新是两种相互排斥的模式，对于个体只能择一，选择何者取决于各自的张力强度。归属于维新的士大夫群体评价洋务运动所要达到的目的在于：批评洋务运动，指出它的缺陷和失误，从而削弱它对其他群体的张力强度，为在中国实行维新扫除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