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学者发表论文，探讨家族形态。裘锡圭《关于商代的宗族组织与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的初步研究》（《文史》17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认为，甲骨文时代已存在宗法制度和与周代类似的宗族组织。各宗族的统治者基本上属于统治阶级，作为商族平民的“众”被排斥在家族组织之外。孙晓春《试论商代的父系家族公社》（《史学集刊》1991年第3期）一文不同意裘锡圭的一些看法， 认为众人是父系家族组织的基本成员，不能排斥在宗族组织之外。刘昭瑞发表《关于甲骨文中子称和族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2期）一文， 认为甲骨文中的大子、中子、小子三者形成一套称谓，大子可以是族长的称呼，中子有自己的分族，小子则有自己的小家庭，这样就构成了商代的一个家族。葛英会《殷墟卜辞所见王族及其相关问题》（《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1990年）指出，所谓“王族”是指王类氏族，是部落的联合。王培真《金文所见西周世族的产生和传袭》（人文杂志丛刊《西周史研究》，1984年8月）认为， 世族的存立取决于是否对王室有所贡献。讨论世族的还有张懋镕《金文所见世族政治》（《人文杂志》1986年第6期）， 指出西周世族政治的特点是有较大自主权和世家大族轮流执掌朝政，认为分封制是世族政治产生与形成的重要原因，李西兴《从岐山凤雏村房基遗址看西周的家族公社》（《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5期）探讨了西周家族组织的兴衰。 孙晓春《春秋时期宗族组织的经济形态初探》（《史林》1996年第2期）指出， 个体家庭是宗族组织的基本单位，土地公有制是宗族组织的经济基础，宗族组织是家长制家庭的次生形态。此外，晁福林《试论春秋时期的祖先崇拜》（《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一文， 对春秋时期祖先崇拜与宗法系统的联系、祖先崇拜的下称趋势、祖先崇拜与道德教育的合流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探讨宗族问题，对宗族的定义至关重要。斯维至《释宗族》（《思想战线》1978年第1期）认为，商周时期的宗族即父家长家庭公社， 以父家长具有生杀予夺之权为特征。宗族由若干室构成，室是小家庭。父家长贵族家庭使用家内奴隶，庶人是家庭公社的农民，不是奴隶。程德祺发表的《父系宗族公社》（《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宗族公社若干问题试探》（同上，1983年第1期）、 《我国古代的宗族》（《苏州史学会论文选》，1983年）等系列论文，借鉴民族学的理论与成果，认为在原始社会后期，由于家族公社的分析，会形成一种大于家族公社而小于氏族公社的社会宗族集团--父系宗族公社。指出殷周社会还存在此种类型的宗族集团，并具有相应的亲属制度与更为复杂的多级构造，残余的宗族组织与剥削阶级权利结合形成所谓宗法制度。朱凤瀚在《商周家族形态研究》绪论中，将商周家族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低层次的家族，指靠婚姻与血缘关系而形成的同居或聚居的、有共同经济生活的亲属组织；二是高层次的家族，指从同一低层次家族中分化出来的若干相对独立的低层次家族、以某种方式与所从分出来的本家结合而成的亲属集团。宗族归属于高层次的家族，相当于人类学上所说的“世系群”，就宗族亲属组织的实质看，其主要特征应在于有明确的父系祖先与谱系、包含若干分支家族这两点上。郭政《中国古代宗族的伸缩性》（《史学集刊》1993年第3期）指出，从宗族的组织结构、 类型、职能看，宗族基本特征有惊人的伸缩或可变的不稳定性。中国古代宗族属于多级结构的血缘集团，按照血缘关系的远近，一般分为宗族、家族、家庭三级。从财产关系看，自周代以来，宗族可分为非实体性和实体性两种类型。排斥与吸收是宗族的两种自我调节能力，辈分的递升反映了宗族的可变性。
    2.宗族制度
    宗法制度是宗族制度的重要表现形式，有两部专著研究了周代宗法制度。钱宗范《周代宗法制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围绕父权-族权这一中心，分别对宗法制度的起源和实质、宗法制家族形态、宗法分封制度、宗法与政治的结合、卿大夫世族内部的宗法制度、士庶人阶层的宗法制度、宗法制度和中国历史文化进行了探讨。他提出的原始宗法制、士庶人宗法制的存在等，都是有创见的。钱杭《周代宗法制度史研究》（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集中讨论了周代宗法发展过程中的关节点，以及由各地区、各诸侯国宗法表现出来的相异点。上编探讨西周立国前的宗法形态、宗法制度的确立、宗君合一、宗法思想；下编探讨东周宗法继承制与宗族世系排列方式、宗法伦理结构类型、祖先崇拜观、宗族与政权、宗法与政治的关系。认为周代宗法发展史是对世界文明史的一大贡献。
    探讨周代宗法制的论文较多。一些学者对50年代金景芳关于宗法制度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程有为《西周宗法制度的几个问题》（《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认为， 西周宗法制同政治系统紧密结合，行于包括天子诸侯在内的整个奴隶主贵族间，与政治上的等级制互为表里，构成了奴隶主贵族阶级的等级阶梯。吴浩坤《西周和春秋时代宗法制度的几个问题》（《复旦学报》1984年第1期）、 刘家和《宗法辨疑》（《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1 期）均认为经学中所讲不可靠，认为国君行宗法。一些学者进一步论证了士庶人有宗法的观点，李家骥《宗法今解》（《学术月刊》1982年第5期）、 李向平《西周春秋时期士阶层宗法制度研究》（《历史研究》1986年第5 期）和《西周春秋时期庶人宗法组织研究》（《历史研究》1989年第2期）等文均是。 此外，李曦《周代伯仲排行称谓的宗法意义》（《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从人称、氏名探讨了周代宗法制度。
    商代宗族制度研究有了新的进展。杨升南《从殷墟卜辞中的“示”、“宗”说到商代的宗法制度》（《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3 期）通过对“示”、“宗”二字含义与用法的分析，认为商代王位继承制以嫡长子相传为常传，证明宗法制的存在。晁福林《关于殷墟卜辞中“示”和“宗”的探讨》（《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9期）则认为， 卜辞中“示”、“宗”的材料，不仅不能证明殷代已有了宗法制，而且相反证明殷代并不存在宗法制下的大小宗区别。探讨宗庙制度的有朱凤瀚《殷墟卜辞所见商王室宗庙制度》（《历史研究》1990年第6期）一文， 论述了商王室宗庙的设置原则与意义，附属祭所的作用及宗庙制度对王室统治的作用等问题。另外，郭旭东《商代征战时的祭祖与迁庙制度》（《殷都学刊》1988年第2期）也探讨了相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