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及宋代学术，人们谈得较多的是宋人好以己意说经，致力于心性义理之学的一面，而实际上，宋人治学还有考释校订，实事求是的另一面。从学术史上看，考据之学在宋代也有空前的发展，忽略了这一面，使难以把握宋代学术的全貌。为此，本文欲就宋代学术的这一面，作些粗浅的论述。
    一
    考据又称考证，它是对古代典籍和史料的文字、内容进行整理研究的一种方法，具体地说，包括考异、注释、校勘、订补、辨伪、辑佚等工作。宋代学术不仅有探索义理，富于思辨性的特色，而且有明显的经世致用倾向。从宋人的治学途径看，既有专讲义理的，又有注重考据的，而更多的，则是二者兼而有之。清代学者章学诚曾将宋、元、明、清的考据学联系起来，认为它们是一脉相承的，他以朱熹为例，指出：“朱子之学也，求一贯于多学而识，而约礼于博文，是本末之兼该也。……其事繁而密，其功实而难，虽朱子之所求，未敢必谓无失也。然沿其学者，一传而为勉斋、九峰，再传而为西山、鹤山、东发、厚斋，三传而为仁山、白云，四传而为潜溪、义乌，五传而为宁人、百诗，则皆服古通经，学求其是，而非专己守残，宣言性命之流也。”[1]清代考史名家赵翼则在《廿二史札记》中，就宋人“熟于经史之学，原原本本，非以口给”的事例作了具体的论述，他说：“考古之学，至南宋最精博，如郑樵、李焘、王应麟、马贵与等是也。然宋初制诰之臣已多博雅。”在列举了陶縠、窦仪、张洎等人精于考论古事的事例后，他盛赞道：“北宋文学之臣，稽典故，援经史，俱确有据依，岂后代所可及哉。”[2]由此可见，考据作为一种传统的治学方法，在宋代，不但持续不衰，而且还有了长足的进步。如果全面地、准确地考察宋代学术，可以发现，义理之学与考据之学构成了宋代学术相辅相成、互相渗透的两个方面。
    考据之学在宋代的迅速发展，是有其主客观多方面原因的。从主观上看，现实政治的需要是考据学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政治型的文化，与此相应，中国传统学术也是以伦理、政治为核心的。包括经学、史学在内的各门学问，大多将阐说伦理规范，论证其合理性，为现实政治服务作为自己的宗旨。唐末五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一个“礼废乐坏”的时期，社会陷于剧烈的动荡之中，至宋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旧有的学术理论体系已无法在变化了的社会中原封不动地继续沿用下去了，如何构筑一个适应现实政治需要的新的理论体系，成为摆在宋代学者面前的一个迫切任务。然而，中国传统文化那种较为保守的性格和极端尊重传统的社会心理又决定了，中国古代学者往往不是凭空发论，而是通过对前代圣贤之言的诠释说明，对古代史料的总结评论等形式来阐发自己的新说，也就是说，他们的理论体系大都建立在对古代典籍和史料的爬梳整理、加工改造、重新解释之上的。宋代学者也不例外，他们打出的旗号是：直接孔孟道统，摒弃汉唐陋说。欧阳修在《读书》一诗中写道：“正经首唐虞，伪说起秦汉；篇章异句读，解诂及笺注；是非自相攻，去取在勇断”。[3]他曾对《周礼》、《周易》、《诗经·序》等儒家经典提出了疑问，理由就是书中有“自相乖戾，则曲为牵合而不能通世”的地方。[4]可见，宋人治学也是从整理研究古代文献着手的，他们在对不合时宜的前人成说乃至某些经书本身进行考证、辩驳的同时，又将一些较为抽象的伦理规范、政治原则精密化、哲理化，使之具有更大的适用性，二者互相依存，同样都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
    考据学的发展还有其学术上的原因。宋代学术界出现的一个突出变化是，以礼制为核心的传统经书，由于唐末五代的动乱，在人们心目中的权威性已有所下降；与此同时，随着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一系列变动，诸如科举制度的完善、社会流动的增大、书院的兴起、讲学之风的盛行等，都促使宋代的知识分子较前代具有更强的独立意识，这种独立意识表现在学术上，便是不避权威，勇于独立思考，富于创新、开拓、求实的精神，当学者本着这种精神整理研究古代文献时，便发现了许多问题。就内容而言，先秦儒家将其伦理-政治规范建立在父子亲情的基础上，后人将其归结为“孝”的原则，并制定了一系列有关礼制的具体规定，当社会发生较大变化时，这些东西就显得较为琐碎而狭窄了。到宋代，《孝经》地位急剧下降，[5]学者对《三礼》多所指摘，即说明了这一点。重要的是，西汉今文经学兴起后，原始儒学被改造成一个天人感应的神学体系，汉唐的经说史著中，充斥着阴阳五行、灾异图谶之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阴阳灾祥之说在宋代已不再盛行，许多著名学者都对此进行了驳斥。如欧阳修撰《新唐书》：“五行志不书事应，悉坏汉儒灾异附会之说。”[6]司马光“疾阴阳家立邪说以惑众，为世患”，[7]因而编《资治通鉴》“不书符瑞”。[8]郑樵更把灾祥之说斥之为“欺天之学”。[9]就文字而言，宋代学者也认识到，古代文献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由于辗转抄写翻刻，以及一些人为的增删、篡改和作伪，必定造成许多残阙舛讹。于是，他们对古代文献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即怀疑传统理论学说的合理性及其在现实社会中的可行性，又怀疑古代文献本身的真实性和可信性。这种怀疑进而发展为对前人成说的辩驳，从而形成一股疑辩的思潮和风气。[10]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疑辩不仅是宋代学术的起始，而且也是学者治学中贯穿始终的一种精神。
    从宋代学术的发展来看，学者的怀疑、创新、开拓、求实精神，在义理和考据两个方面都充分地表现出来。一方面，他们从时代特点和现实需要出发，根据自己的见解来删改经书、解说经书，进行义理的探求，将传统的伦理-政治规范建立在理性认识和逻辑思辨的层次上。另一方面，他们又努力突破传统的学术架构，如提倡编写新的通史著作，极力开创新的学术门类等，希望在更大的时间、空间范围内，对整个历史文化重新加以研究，而从事这种研究就必须以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对历史文化的载体，包括经、史、子、集在内的古代文献进行一番深入细致的梳理和考证。值得一提的是，与恪守师说，盲从权威，遵循疏不破注原则的前人相比，宋人的考据更注重自己的理性认识，更富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因此，他们取得的成果更大，更具新意和创见。当然，义理与考据这两个方面，表现在具体的学者身上，是各有侧重的，不过，一般来说，除陆九渊心学一派外，大多数的学者都兼顾了这两个方面。如北宋学者刘敞是怀疑经书、不拘传注的代表性人物，他的《七经小传》煽起了以己意说经的风气，但同时，他又以擅长考证著称，《七经小传》在论及汉、魏、晋旧说时，便有不少辨伪的精见。他还善于依据金石铭文来考证古代的典章制度，当时，朝廷每遇见礼乐制度上的问题，都要派人去他家请教，由他考核决断。[11]南宋的朱熹是集理学大成的学者，但他的博学多识，善于考证也是人所共知的。至于郑樵、洪迈、王应麟等人，更以精通考证而闻名。
    在推动考据学发展的诸多客观原因中最重要的是图书事业的兴盛和金石学、语言文字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