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佚的工作也是从宋代开始的。郑樵在《通志·校雠略》“书有名亡实不亡论”一篇中指出：“书有亡者，有虽亡而不亡者，有不可以不求者，有不可求者。《文言略例》虽亡，而《周易》具在；汉魏吴晋《鼓吹曲》虽亡，而《乐府》具在；《三礼目录》虽亡，可取诸《三礼》；《十三代史目录》虽亡，可取诸《十三代史》。……凡此之类，名虽亡而实不亡者也。”虽有学者认为郑樵的论断过于轻率，但从辑佚理论上说，这无疑是一枚度人的金针。此后，王应麟更从辑佚渊薮的角度考论众书，泛及他书、古注、类书等，他说：“汉《七略》所录若《齐论》之《问王》、《知道》、《孟子》之外书四篇，今皆亡传。《庄子》逸篇十有九，《淮南鸿烈》多袭其语，唐世司马彪注犹存。《后汉书》、《文选》、《世说》注、《艺文类聚》、《太平御览》间见之。断圭碎璧，亦足为箧椟之珍，博识君子或有取焉”。[38]这些论述，对辑佚的发展极具指导意义。从具体的成果看，黄伯思从马总《意林》、李善《文选》注、鲍照《舞鹤赋》等书辑中出的《相鹤经》，被认为是最早的辑佚之作。王应麟所辑《诗考》、郑玄《周易注》、《尚书注》，皆被后世学者奉为圭臬。
    诚然，宋人的考据也有其不足之处。例如，考据的范围虽很广泛，但不平衡，经部的成就不如史部，子部也显得较为偏窄，整理的多为道家之书；学者博通有余，精深不足，由于受理学的渗透与影响，不免有穿凿义理的空疏之论。但是，我们不应以这些缺陷来否定宋人在考据学上的开创性意义及其取得的有价值的具体成果。当代学者张舜徽在《广校雠略·论两宋诸儒实为清代朴学之先驱》中对宋代学者与清代学者之间的继承关系作了推寻，认为：“有清一代学术无不赖宋贤开其先，乾嘉诸师特承其绪而恢宏之耳。”在例举了一系列事实后，他指出：“由此观之，有清一代之学，莫不渊源于两宋，后之从事实事求是之学者，数典忘祖，反唇相讥，多见其不知量也。”不管其论断能否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但至少提醒我们注意，只看到宋人删改古书、探求义理的一面，不看到他们考释校订、实事求是的一面，只肯定清人在考据上的巨大成就，而忽视了他们对前人的沿袭继承，是失之偏颇的。以精于考据著称的近代学者王国维说过：“考证之学亦至宋而大盛，”[39] 这句话是值得我们重视和深思的。
    注释：
    [1]章学诚：《文史通义·朱陆》。
    [2]赵翼：《廿二史札记·宋初考古之学》。
    [3]欧阳修：《居士集》卷九。
    [4]欧阳修：《易童子问》卷三。
    [5]详见周予同：《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孝经新论》。
    [6]《欧阳文忠公集》附“欧阳发等所述事迹”。
    [7]司马光：《传家集·葬论》。
    [8]王应麟：《困学纪闻·考史》，卷一，卷六，卷十一，卷十。
    [9]郑樵：《通志·灾祥略》。
    [10]唐代虽也有一些疑古、疑经之说，但还是个别的，作为一种思潮和风气，实始于宋代。
    [11]《宋史·刘敞传》。
    [12]刘敞：《公是集·先秦古器图记》。
    [13]欧阳修：《集古录目序》。
    [14]见曾巩：《陈书目录序》、《徐干中论目录序》、《战国策目录序》等。
    [15]《四库总目提要·仪礼识误》。
    [16]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变古时代》。
    [17]《四库总目提要·礼记集说》。
    [18]洪迈：《容斋续笔》卷二。
    [19]洪迈：《容斋三笔》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