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宋代考据学所取得的成就不仅是空前的，而且是十分卓越的，这些成就在考证、校勘、辨伪、辑佚等方面较为突出地体现出来。
    宋代学者不迷信前人，善于运用各种材料相互勘比，实事求是地进行辨析，因而考证出古代文献中的许多谬误阙失。如洪迈《容斋随笔》“张释之传误”条，指出《汉书》纪、传、志、表所载，多有矛盾，不相统一的问题；[18] “汉志之误”条，不仅纠正了《汉书》诸志中的谬误，还批评了颜师古注曲徇古人的弊病；[19]“唐书世系表”条，考辨了《新唐书》根据不实史料导致的失误。[20]王应麟《困学纪闻》“韩康伯注系辞”条，考证王弼与韩伯并不同时，以纠《系辞正义》所说“韩氏亲受业于王弼”之误；[21]“正义左氏立学语误”条，考辨杜预所说“和帝元兴十一年，郑兴父子奏上左氏，始得立学”的三处谬误；[22] “史记正误”的一条，指出《史记·晋世家》所载有几处不符合事实。[23] 上述数例，皆堪称考据学的杰作，而此类精审的文字，不仅在洪迈、王应麟的著作中不胜枚举，而且在其他学者的著作中也不少见。宋人最富创造性的，是利用金石材料考证文献，欧阳修、赵明诚、洪适等人的金石专著皆对前人经说史著的缺失作了许多纠谬补阙的工作。如洪迈《容斋随笔》根据唐代《平南蛮碑》考证出，以宦官主兵柄不始于肃宗用鱼朝恩和宪宗用吐突承璀，即很有学术价值。[24]在考释文字方面，宋人也有颇多发明，他们利用金文材料修正了前人字书中的不少错误。如《说文解字》按照小篆字形来解说“射”字，定为会意字，而《考古图释文》则依据金文字形，将“射”定为象形字，这一点较恪守《说文》、曲为之说的清代学者段玉裁等人高明多了。宋人以金石与文献相印证的考据方法，不仅在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且对后世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清代考据大家顾炎武曾说“余自少时，即好访求古人金石之文，而犹不甚解，及读欧阳公《集古录》，乃知其事多与经史相表里，可以阐幽表微，补阙正误”。[25] 钱大昕也说：“金石之学与经史相表里，……欧、赵、洪诸家涉猎正史，是正尤多。”[26]显然，他们的金石考据方法正是承袭宋人而来的。
    宋代校勘文献的规模可谓前所未有，校刻的图书遍及所有的学术门类。从校勘的水平看，宋代学者不仅在查明一书的版本源流、著录沿革和藏弃情况方面远超前代，而且校勘的方法也远较前人先进而完善。他们已能综合运用对校、本校、他校、理校等手段整理文献。如林亿等人校定《黄帝内经》，称：“正缪误者六千余字，增注义者二千余条，一言去取必有稽考，舛文疑义于是详明。”[27] 所增注义，约有半数是校勘记，从中可看出宋人所使用的本校、他校之法。刘攽《东汉刊误》卷一“六年初置都国都尉官”下有案语：“郡有都尉，国有中尉，此时置郡都尉官耳，不当有‘国’字。”此为以典章制度校史之一例，今中华书局标点本《后汉书》即据以出校。苏颂校勘《嘉祐补注本草》，除用所引图书作他校外，还以药物标本作书证，[28]从而开拓了校勘的新途径，堪称校勘学史上的创举。南宋的方崧卿在校勘韩愈文集时，用以对校的底本有近十种，其中碑石刻本一种便有十七本，此外还用《文录》、《文苑英华》、《唐文粹》等书相参校。[29] 周必大等人校勘《文苑英华》时，遍求别本，凡经史子集、传注、《通鉴》、《艺文类聚》、《初学记》，以至乐府、释老小说之类，无不参用。朱熹作《韩文考异》，称：“悉考众本之同异，而一以文势、义理及它书之可证验者决之，”[30]可见他已兼用理校之法。关于如何选用校勘底本，朱熹也有十分精到的见解，他说：“苟是矣，则虽民间近出小本不敢违；有所未安，则虽官本、古本、石本不敢信”。[31] 朱熹校勘时的态度也是实事求是、严谨审慎的。他先大书本文于上，然后悉注众本异同于其下，并考证其是非，说明去取之由。他认为：“万一考订或有未尽，取舍不无小差，亦得尚存他本别字，不遂泯没，以待后之君子”。[32]在校勘的具体操作上，宋人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套成法。方崧卿的《韩集举正》已述及当时的校勘格式，陈縠的《南宋馆阁录》更详细记载：“诸字有误者，以雌黄涂讫，别书。或多字，以雌黄圈之；少者，于字侧添入。或字侧不容注者，即用朱圈，仍于本行上下空纸上标写。倒置，于两字间书乙字。诸点语断处，以侧为正。其有人名、地名、物名合细分者，即于中间细点。”宋人还致力于探索校勘理论、校勘方法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并作出了很大贡献。吴缜《新唐书纠缪》归纳《新唐书》之误，即是探索校勘则例的最早努力。参与校勘《文苑英华》的彭叔夏在周必大校书的基础上，撰成《文苑英华辨证》一书，书中自用字至杂录共分二十一类，每类中分子目为标举，共四十五条，对校勘则例作了较系统的总结。后人称其“考核精密”，“用意谨严”，给予了很高的评价。[33]清代大校勘家顾广圻对此书也十分推崇，认为“此书乃校雠之模楷”。[34]廖莹中在校刻九经时又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出书本、字画、注文、音释、句读、脱简、考异等条例，元初岳浚所撰《刊刻九经三传沿革例》，即依据了廖莹中的旧例。宋人的这些成果在理论上、方法上，都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辨伪上，宋代学者已能从语言特点、文章风格、历史事实等方面，结合旁证材料，对古籍加以辨别，从而取得很大成绩。如洪迈《容斋随笔》“浅妄书”条，援引史实辨《云亿散录》、《老杜事实》等书之伪，十分精审。[35]朱熹所辨的古今著作，见于其《文集》、《语类》等著作的就有五十余种。他还总结道：“生于今世而读古人之书，所以能别其真伪者，一则以其义理之所当否而知之，二则以其左验之异同而质之。未有舍此两途而能直以臆度悬断之者也。”[36]宋人辨伪的成就突出地表现在儒家经典上，有关的论述可谓举不胜举，其中辨《古文尚书》之伪即是著名的一例。吴棫的《书裨传》首开疑说，分总说、书序、君辨、臣辨、考异、古训、差牙、孔传等项，进行了详而博的考证。[37] 朱熹继吴棫之后，也对《古文尚书》、《尚书序》、及孔安国传提出怀疑。明清学者正是在这一基础上认定《古文尚书》之伪的。此外，郑樵、朱熹等人对《诗经·序》的辩驳，也在一定程度上廓清了笼罩在《诗经》上的迷雾，还了其本来的面目。总之，宋人的辨伪不仅在观念上打破了人们对儒家经典的迷信盲从，而且在具体的辨伪方法上也为后世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这两点都是辨伪的发展不可忽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