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图书事业的兴盛表现在图书的搜集、编纂、刊印、典藏、流通等方面。当时，官府和私家都十分重视图书的搜集访求，编纂资料性的类书及著书立说成为一时的风气，而官、私刻书业的兴盛又促进了图书的出版刊行，于是，图书的典藏也有了空前的发展。两宋时期，不仅朝廷收藏了大量的图书，而且州学、书院、寺院及私人，都有许多藏书。这些官、私藏书一般都对读者开放，允许人们借阅、传抄。编书、刻书、藏书，大大促进了图书的整理研究工作，与之相关的目录、版本、校勘之学便迅速发展起来。毫无疑问，书目的编纂，版本的讲求，文字的校订，这些具体手段的日益完善，正是考据学总体水平不断提高的重要基石。再从另一方面看，图书数量的激增及广为流通，使学者能够见到并用以比勘、决疑、考补的材料较前人多得多，这也是考据学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
    金石学是宋代新兴的一门学问，搜集、研究铜器、碑石等古代金石器物，编纂金石图书，用金石器物的形制、铭文来考证前代的经说史著，在宋代已成为一股颇为流行的风气。金石学的发展不仅为学者提供了许多较为真实、可信的新资料，而且也使他们掌握了以实物来印证文献的新方法，这在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对考据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进作用。
    语言文字学在宋代也有较大的发展。文字学方面，徐锴所作的《说文系传》，徐铉对《说文解字》的校定，都对文字学的振兴起了重要作用。金石学兴起后，学者还重视对小篆以前的古文字的著录和研究，他们不但编纂了一批金文字书，总结出若干辨识古文字的方法，还利用这些古文字材料修正了前人字书的错误。王子韶提出的“右文说”虽不能说完全正确，但确实对分析字形结构和字义具有积极的意义。音韵方面，吴棫的《韵补》、程迥的《音式》、郑庠的《古音辨》等，开创了古音学的研究，他们的学说虽不无缺陷，但还是对古文献的注音、辨韵、释义、识别通假字等，有一定的帮助。整理研究古代文献，离不开文字的考证诠释，显然，语言文字学的发展对考据学的促进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
    二
    综观宋代的考据之学，刘敞、欧阳修、曾巩、司马光、郑樵、洪迈、王应麟等人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考据学的发展过程，也可以从他们身上反映出来。
    刘敞、欧阳修是煽起宋代疑辩、考证之风的人物。刘敞的经学著述虽以自出新意、增改经文著称，但也不乏辨伪的创见。嘉祐年间，他出知永兴军，将搜集到的商周铜器详加考证，撰成《先秦古器图》一书。书中说道：“三王之事万不存一，《诗》、《书》所记，圣王所立，有可长太息者矣”，而研究金石古器，是让“礼家明其制度，小学正其文字，谱牒次其世谥”。[12] 可见，他不仅指出了古代文献颇多残阙伪讹的事实，以此说明考据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且还为考据引入了新的材料和方法，这对考据学的发展无疑是很有指导意义的。与刘敞同时的欧阳修在考据方面的成就更加突出。他对《周易》、《周礼》等书的怀疑、辩驳，都具有勇断不惑，考证详密的特点。他根据十多年中集录的一千卷金石铭文撰成《集古录跋尾》一书。他在书中明确提出金石文字“可与史传正其阙谬者，以传后学”[13] 的主张，并利用金石材料与古代文献相互勘比、考核，在订正典籍谬误，补充史传疏漏，考索典制渊源等方面，都取得不少成果。欧阳修的研究不仅为从事考据的学者树立了一个杰出的范例，而且进一步将考据学导入了实事求是、精深细密的方向。
    稍后的曾巩和司马光，分别在校勘学和史料考异上作出了很大贡献。曾巩在仁宗、英宗、神宗时，多年担任馆阁之职，参与了宫廷藏书的编次校勘工作。曾巩校过的书很多，所校宫廷藏书的书录，流传至今的就有《战国策目录序》、《新序目录序》等十余篇，此外还有许多私家藏书，现知的便有《李白诗集》等。曾巩校书时，非常审慎仔细，必广集众本后才下手，工作中，不仅注意考察篇什的完缺，致力于辑补亡佚、删除重复、审订编次，还注意存疑俟考，不武断臆改。[14]对所校之书，曾巩还留意考辩真伪，他的《列女传目录序》就有许多辨伪的精见。曾巩的治学态度、校勘方法以及所取得的成果，对其后的校勘之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时，不仅吸收了前人增广异闻的注释方法，力求史料的丰富和完备，而且还注意考证这些史料是否真实可靠。他先让助手博采众说，撰成长编，然后对长编中的种种异说加以勘比、校核、择善而从，成一家之言，运用到定本中去。他还专门撰成《资治通鉴专异》一书，对所采史料辨别正谬，考证异同，说明去取的原因。司马光治史务求其实的精神，以及他所创立的史料考异之法，大大推动了史学考证的发展。
    南宋前期的考据学代表人物是郑樵和洪迈。郑樵以著述宏富著称，仅《通志》一书便有二百卷之巨。他治学十分强调广征博考，以求其实，因此，不仅开拓了治学的门径，创立了不少新的学科，而且还将考据的方法运用到广阔的学术领域中去。他的《通志·二十略》突破了前人的窠臼，具有“独断”、“考索”、“比次”三者兼备的特点，其中《图谱》、《金石》、《校雠》等略，皆在方法上、理论上对考据学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郑樵的辨伪成就也令人瞩目，如辨“天人感应”的谬论以及《春秋》三传穿凿义例笔法等，都切中要害。他的《诗辨妄》认为《诗经·序》不足凭信，颇具精见，后来朱熹等人在辨驳《诗经·序》时，便深受其影响。
    洪迈的考据成果集中在《容斋随笔》中。他治学精密详审，善于利用金石材料印证传世文献，因而在纠谬、辨伪方面取得突出的成就。他的考据多集中于史书，在辨别史实谬误和采摭史料失考上，多有精到之论。他的辨伪，既辨伪说，又辨伪书，采用的方法比较全面、 密，从而将辨伪水平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郑樵和洪迈的研究成果表明，当时的考据之学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很大进展。
    南宋晚期的王应麟堪称宋代考据学的集大成者。他治学具有兼容并蓄、严谨周密的特点，考据的文献范围涉及经、史、子、集，内容包括人物、史事、天文、历法、地理、名物、制度、文籍、引文出处等。他善于吸收他人的长处，能充分利用他人的成果，而且为学泛及考异、订讹、校勘、注疏、辨伪、辑佚等各个方面，因而取得卓越的成就，代表了宋代考据学的最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