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宋代考据学，还应看看其研究范围。
    总体上说，宋代学者考据的范围十分广泛，涉及经、史、子、集四部之书。经学著作，举凡《周易》、《尚书》、《诗经》、《春秋》、《三礼》、《孝经》、《论语》、《孟子》等，宋人皆有考据之作。其中较著名的有吕祖谦的《古周易》、林之奇的《尚书全解》、吴棫的《书裨传》、魏了翁的《诗要义》、《春秋左传要义》、王应麟的《诗考》、《诗地理考》等。《周礼》、《仪礼》、《礼记》属实学，宋人的经学考据成就在这一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如张淳的《仪礼识误》为校勘《仪礼》的力作，后人称其“核订异同，最为详审。”[15]李如圭的《仪礼集释》，旁征博引，加以考释；《仪礼释宫》，分条援引经记注疏，考证古代宫室制度。以上三书被近代学者皮锡瑞称为“并实事求是之学。”[16] 此外，易祓的《周官总义》，以经释经，多据实考证；卫湜的《礼记集说》，为集释的代表作，后人称其“采摭群言，最为赅博，去取亦最为精审。”[17]
    宋代学者多精通史学，史书的编纂和整理非常受人重视，因而史学考据所取得的成果最令人瞩目。当时，官府和私家都编撰了许多当代史和前代史，而学者在修史时，多对采摭的史料作过一番整理、考辨的工作。此外，学者还撰作了不少专门的史学考据著作，注释方面的有《新唐书》董冲释音、《新五代史》徐无党注、《路史》罗莘注、《国语》宋庠补音、《战国策》鲍彪注等，考辨方面有吴缜的《新唐书纠缪》、《五代史记纂误》、吴仁杰的《两汉纂误补遗》、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考异》、范冲等的《神宗实录考异》等。自录学著作的编撰在宋代也很兴盛。官目有《崇文总目》、《中兴馆阁书目》等；私目中，解题目录有晁公武的《群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著录版本的有尤袤的《遂初堂书目》，专科目录有高似孙的《史略》、《子略》等，书目考证有王应麟的《汉艺文志考证》。这些目录著作对书名、作者、卷数、版本、内容等，皆有所考辨。当时还出现了一大批金石学著作，欧阳修的《集古录跋尾》、赵明诚的《金石录》、洪适的《隶释》等，都是运用金石材料对文献加以考证的代表之作。
    宋代学者对子部之书也作了不少校正、注释工作，较著名的有钱佃的《荀子考异》、吕祖谦对《音注河上公老子道德经》的校正、陆佃的《鹖冠子解》、谢希深的《韩非子注》、《公孙龙子注》、杜道坚的《文子缵义》、沈揆的《颜氏家训考证》、司马光的《法言集注》及梅尧臣、王晳、何延锡等人的《孙子注》。
    宋人对前人诗文总集、别集的研究整理也有可观的成果。注释方面的名作有洪兴祖的《楚辞补注》、朱熹的《楚辞集注》、章樵的《古文苑注》、杨齐贤的《分类补注李太白集》、郭知达的《九家集注杜诗》、童宗说等人注音释义的《柳河东集》等。考异、校勘方面有尤袤的《文选注考异》、彭叔夏的《文苑英华辨证》、方崧卿的《韩集举正》、朱熹的《韩文考异》等。
    从宋人考据学研究的成果形式看，大致有以下几类。
    其一，附书而行。宋代学者在注音释义方面的成果大多采取传统注疏的形式，以夹注的方式附于原书之中，随书而行。上述各部书中的注释之作，多属此类。古籍校勘的成果，诸如考异校订、辑补阙漏、删除重复、审核编次等，主要体现在叙录、校记和定本上。叙录是校勘工作的总结，校记是校订书中某些文字、内容的具体说明，定本是经过校勘后改定的本子。当时，古籍经过校勘成为定本后，大致有两种处理形式，一是誉录成净本，装订成册保存，二是出版刊行。叙录除收入校勘者的文集外，有的也随定本而行。校记有分别单行的，也有散入定本正文之中或附于诸卷之末的。因此，校定的本子加上随书而行的叙录、校记，便完整地体现了校勘工作的全部成果。
    其二，别为专著。对某部书或某几部书加以考证、辨伪，撰成专著，也是宋人治学的常见形式。欧阳修的《易童子问》、吴棫的《书裨传》、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考异》等，皆属此类。此外，散见于宋人文集中针对某部书某些内容进行考证的专文，也属此类。宋人单独而行的校勘记也可视为专著，此类著作除上文提及者外，余靖的《三史刊误》、刘攽的《东汉刊误》等，也是著名之作。《集古录跋尾》、《金石录》及黄伯思的《东观余论》等，虽以题跋形式撰成，但因其集录成书，单独刊行，实际上也属专著。
    其三，叙录题跋。宋代学者还常以叙录、题跋的方式记述考证、校勘的情况。如官方校书，多采用进书表或目录序的形式，对校勘工作加以总结，私家校雠，则有序、前言、题跋等。此类叙录、题跋除一部分附书而行外，大多散见于宋人的文集中。曾巩《元丰类稿》即收有十一篇校书叙录，苏颂《苏魏公集》也收有六篇叙录。
    其四，随笔杂考。采用笔记形式对某书、某人或某件事物进行考证，在宋代也是颇为流行的。此类随笔杂考涉及的范围很广，内容和体例并不统一。大体而言，北宋的笔记多兼杂叙事与考证，如沈括的《梦溪笔谈》，便是当时的代表之作。南宋时期，随着考据学的日益兴盛，以考证为主的学术笔记不仅数量大大增加，质量也有所提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洪迈的《容斋随笔》和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此外较著名的还有吴曾的《能改斋漫录》、姚宽的《西溪丛语》、王观国的《学林》、袁文的《雍牖闲评》、程大昌的《考古编》、《演繁露》、孙奕的《履斋示儿编》、王楙的《野客丛书》、叶大庆的《考古质疑》、魏了翁的《古今考》等。这些笔记的考证内容，往往是作者有得而发的，因此不乏精到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