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文革”后先生已是年近八十的老人，但他雄心犹在，不辞劳苦，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和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顾问。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孟德这句千古名言成为先生晚年的座右铭。他不顾年迈体弱，一面亲自带研究生们奔走大江南北考察，为培养青年史学工作者洒下辛勤的汗水；一面抓紧时间进行大量的研究工作。夕阳无限好，短短的几年内，先生发表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影响（削鼻班和乌龙会）》、《略论明代农民起义》、《明末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及其迟缓发展的原因》、《清初利用汉族地主集团所施行的统治政策》、《清代卓越的史学家全祖望》、《顾炎武与惊隐诗社》等数十篇论文与读史笔记。在《明末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及其迟缓发展的原因》一文中，先生认为明代嘉靖年间在封建社会母体内就开始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其特点是自发性，其弱点是所积累的财富不能用于再生产。因为在“抑商”传统习惯势力的影响下，商人往往隐富不露，把金银窑藏起来以传代；或者炫耀挥霍，将财富用于建筑私家园林、购买文物图籍、畜养声伎等，附庸风雅，借以结交文人出身的官僚阶层，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挤入仕宦行列。所以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是迟缓、曲折的，然而有些积累的财富，却对明代的文化发展有一定的促进。先生这些新观点，引起史学界的注目与首肯。
    先生博览群书，熟谙版本，流传多寡，如数家珍。他还受国家文物局委托，到各地鉴定古籍，每见善本佳椠，辄随作笔记，叙述版本情况、史料价值，包括作者生平、有关佚闻，以及先生对此书的感受等，文字短小精悍，优美隽永，后来辑成二十万言的《江浙访书记》、《锦城访书记》等付梓。
    先生还应邀到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师大等处讲授史料学和明清史。后来又应福建人民出版社之约，将自己多年访求史书的实践经验，以及对史料学的研究心得，整理成《史料学概论》，从供青年文史工作者参考。
    先生博学多才，工诗，风格明快；擅长散文，情辞并茂。诗文收入《明港记事诗》、《瓜蒂集》。他兼善行楷，以潇洒秀丽见长。随着文化事业的发展，到先生寓所求学问业、交流学术和借阅资料者络绎不绝，除国内同行外，还有来自美国、日本、马来西亚、德国、新加坡、香港等地的专家、学者。先生总是热情相待，毫无保留地满足对方的需要。他还计划去敦煌考察中西艺术交流的结晶，应邀准备赴美讲学，但因积劳成疾，无法如愿。
    1982年夏，先生住院治疗。在首都医院病房里，他仍读书不辍，甚至还强支病体校订英国剑桥《百科全书》有关南明史的中译稿。当亲戚萧璋先生劝他静心养病时，先生沉思片刻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这是先师梁任公先生的遗训……我是一辈子忘不了的。师训不可违，我虽然病了，但是我还活着，怎能不读书呢？”（注：谢纪青：《怀念我的父亲》，见《文汇月刊》1983年第4期。 ）他恪遵先师的遗训，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9月4日，先生终因病情恶化，引起败血症，抢救无效，溘然长逝，享年八十二岁。
    （十）
    先生从事史学研究达五十余年，他勤奋好学，锲而不舍，为后人留下十多部学术专著，数百篇论文、札记，以及数百万字的史料汇辑。其中不少成果，如《晚明史籍考》、《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清初东北流人考》、《南明史略》等，都是有开创性的。
    先生的学术研究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一、明清之际阶级关系研究；二、明代经济史的研究；三、明末清初学术文化史的研究；四、南明史的研究；五、明清史料、史籍和版本目录学的研究；六、汉碑、汉画和汉代社会生活的研究。
    综观先生的治学成就，可以用“博”、“约”两字来概括他对明清史的研究，“博”就是研究领域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艺术诸方面；“约”就是把主要精力集中于明末清初，详细和全面地占有史料，寻求事物的内在联系，揭示历史演变的真相与规律。先生说过：“鲁迅先生说，弄文学的人只要（一）坚忍；（二）认真；（三）韧长，就可以了，不必因为有人改变，就悲观的。我觉得研究历史的人，尤其是应该这样。”（注：谢国桢：《我的治学经验》，见《书林》1980年第5期。 ）这番话亦是先生对自己治学实践的总结。
    先生一生爱读书，也爱聚书，他的女儿谢纪青曾回忆道：“父亲一生衣着俭朴，非常随便，常自称为‘寒士布衣’。我作为他的独生女，从幼年到我十八岁离开家参加革命，父亲只为我做过三件比较讲究的新衣，还是在母亲再三催促下才做的。但是，买起书来，他又是无比慷慨，几十元、上百元也在所不惜，甚至为了买一本好书可以变卖衣物，包括母亲的首饰，实在如他自己所说，‘爱书成癖’。喜爱访书的习惯一直保持到晚年尚能走动的时候。”（注：谢纪青：《怀念我的父亲》，见《文汇月刊》1983年第4期。）
    先生尤其嗜好明清时代的野史笔记，和汉魏以来金石砖瓦碑刻。他取书斋名“瓜蒂庵”，并风趣地解释道：“善本书籍，佳椠名抄，我自然是买不起的，只能拾些人弃我取、零篇断缣的东西，好比买瓜，人家得到的都是些甘瓜珍品，我不过是捡些瓜蒂而已。……叫‘瓜蒂庵’，名副其实而已。”（注：谢国桢：《〈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序》，见《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版。）
    积数十年所得，先生所藏明清野史笔记、汉魏碑拓达数万册，其中不乏孤本、稿本，内容十分丰富。但他聚书不是为了聚财，而是为祖国文化事业服务。先生生前就决定将这些珍贵的文献捐献给国家，后来他的家属遵照先生的遗愿，把这些书悉数献给历史研究所，三万元奖金也捐给历史所作为明清史研究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