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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史学:走出经学的羁绊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史学理论研究》 张越 参加讨论

一、进化史观的传入与经史地位的变化
    中国传统史学一直或隐或显地受到经学的束缚与支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这并不是 说,中国史学完全依附于经学而毫无自身价值可言。事实上,中国史学也一直受到来自 官方的和其他方面的支持与重视而成为古代学术中的一门显学。从《隋书·经籍志》到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史、子、集的传统学术格局,即客观地反映出了这一点。 历史上形成的经学与史学的关系既十分密切又错综复杂。
    就史学而言,长期以来更多的是被动地受到经学的影响。例如,周予同在谈到古文经 学对史学中史书体裁的影响时说:“纪传体,与其说本于《史记》,不如说本于《汉书 》;编年体,与其说源于《春秋》,不如说源于《左氏》;政制史(以往目录家称为政 书类),与其说始于刘秩《政典》,不如说始于《周礼》六官;学术史(以往目录家分隶 于子部各家),与其说源于《史记》的《孔子世家》、《儒林传》,不如说本于《汉书 》的《艺文志》、《儒林传》;《左氏传》、《周官》以及《汉书》不是古文经典以及 受古文派学说支配的史学著作吗?”(注: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见《周 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22页。)史书体裁如此,在史学 观点、史学方法诸方面,经学的影响也可说是无所不在。经学对于史学的种种影响,有 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刘家和先生从史料的角度论及经学对于史学研究的价值 时,指出经学对史学有提供资料、提供对古代文献的解释、提供整理古代文献的方法等 三种意义。(注:刘家和:《史学与经学》,见《古代中国与世界》,武汉出版社1995 年版,第217-225页。)这是从积极的方面而言。直到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将经纳 入史的范畴,在经史关系上,史似有反被动为主动的倾向。但章氏的提法本身就存在经 学派别纷争的色彩,而事实上在中国古代的历史条件下,“经尊史卑”的局面也不可能 被完全扭转。
    鸦片战争以后,以公羊学为主的今文经学由复兴到昌盛,至戊戌时期,康有为等人将 今文经学发挥为变法维新的理论依据,今文经学以公羊学说为代表,一时风靡海内。19 世纪末年,西方的进化论观点经严复的转译传入中国,着力倡导“公羊三世说”的今文 学家迅即接受了进化论的见解。梁启超在《与严幼陵先生书》中说:“南海先生读大著 后,亦谓眼中未见此等人。……书中之言,启超等昔尝有所闻于南海而未能尽。南海曰 :‘若等无诧为新理,西人治此学者,不知几何家几何年矣。’及得尊著,喜幸无量。 ”(注:梁启超:《与严幼陵先生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 版,第108页。)康著《孔子改制考》(1897年)与严译《天演论》(1896年)成书时间相近 ,由上引梁书所言来看,康氏似对进化论学说知之更早。可以认为,以康有为为代表的 今文学家的公羊学说,即融入了西方外来的思想观点,这在经学史上是一个重要变化, 今文经学结合于西方进化论,其结果正如陈其泰先生所言:“是经学时代结束前壮观的 一幕,夕照辉煌,晚霞满天,预示着新世纪行将到来。”(注:陈其泰:《清代公羊学 》,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这同时也预示着,经学时代即将走向终结。
    晚清以来对诸子学说的研究逐渐发展,形成了诸子学的复兴局面,把孔孟纳入诸子学 的范畴,以平等的眼光看待先秦诸子之说,也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长期以来经学的独尊 地位。
    从经学自身的发展情况来看,晚清时经史地位的变化已见端倪。钱穆指出:“晚清康 廖诸人之尊经,其意惟在于疑经,在发经之伪,在臆想于时代之所需要而强经以从我。 盖经学之至于是已坠地而且尽。”“《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此两书者,非 研经,乃辨史。显以由经学而转为史学矣,此亦途穷思变,为大势之所趋。”(注:钱 穆:《经学与史学》,杜维运、黄进兴编《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第1册,华世出版社1 976年版,第136、135页。)受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影响,今文家崔适撰写了《史记 探源》,从经学的角度探讨《史记》一书,认为,《史记》属今文经学的性质,中就有 与古文说和《汉书》相合的,是经过了刘歆的篡改他的另一部著作《春秋复始》认为《 谷梁传》也是古文学,是经过刘歆伪造过的。崔适的这两部著作,“反映了这时今文经 学在经部范围之内,无论分经的或综合的研究,都已没有发展的余地,于是转而治史。 ”“说明‘经师’式的研究,已陷末路。”“‘经’的可信范围越缩越小,‘经’的可 疑程度越来越大。‘经’的地位动摇了,二千年来在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经学终结了。 ”(注:汤志钧:《近代经学与政治》,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63-364页。)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年,史学也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以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 》(1901年)、《新史学》(1902年)为代表,“新史学”的口号成为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划 时代的标志。梁氏运用今文经学公羊三世说的有关思想结合进化史观解释历史进程;夏 曾佑在其重要著作《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改名《中国古代史》)中讲到了今文 学说与进化论的关系。这就表明,一方面,今文经学再次成为影响中国史学发生变化的 内在因素之一;另一方面,史学家已经有了用西方进化论学说解释历史而有条件地排斥 经学思想束缚的较为明确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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