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乾嘉时期达到极盛的古文经学，并未因今文经学的再倡而销声匿迹。晚清章太炎、 刘师培等人的思想和学术所产生的影响同样为学术界不可忽视。章太炎主古文经学而力 斥今文经学，矛头直指康有为，引申及政治思想则宣传“排满”、“革命”，较之康氏 的“保皇”、“改良”更为激烈，也更为激进。然而此时的章、刘等人却也接受进化论 的学说。如章太炎的学术思想尽管前后变化不一，但对于历史进化之理却一直有着深入 的思考。在1902年，章氏曾计划修撰《中国通史》，认为“所谓史学进化者，非谓其廓 清尘翳而已，已既能破，亦将能立。”（注：章太炎：《訄书》重刻本《哀清史 ·附中国通史略例》，《章太炎全集》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30页。） 力求通史“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 （注：章太炎：《致梁启超书》，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 版，第167页。）章氏是一代经史大家，他希望撰述新的中国通史，并积极借鉴西方学理 ，其史学主张同样是“新史学”思潮的重要内容。
    前言信奉今文的夏曾佑运用进化论的原理撰述了《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产生 了热烈的反响。就在同一年（1904年），信奉古文的刘师培也出版了一部《中国历史教科 书》，这部书出版后也风行一时。表面上仍势同水火的经今、古文学两派，在使用进化 论撰述中国历史这一点上却取得了一致。这个现象很可以说明西方进化论学说在当时产 生的广泛影响，同时也反映了经学与史学、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间关系的些许变化。 二、经学走向终结与史学的独立意识
    五四时期，经学走向终结，史学则开始了其新的发展历程。
    范文澜认为经学趋于灭亡的原因有二，一是外部原因，缺乏统治者的强有力的支持； 二是自身原因，“它有夺取对方武器的传统本领，虽然新民主主义的武器（民主）欢迎任 何人去采用，可是阶级性质限止了它，使它没有勇气去夺取或采用。”（注：范文澜： 《中国经学史的演变》，《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 269页。）换句话说，经学已经失去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存在的可能。所谓新的历史 条件，就是五四时期的特定历史条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是民主与科学，打倒孔家 店的呼声使经学失去了以往神圣的光环，而民主与科学是不可能被经学用来“充实自己 改造自己”的。陈寅恪在1935年为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作的序中说：“近二十年来 ，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 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注：陈寅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金明 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39页。）史学的转变若此，扩言之，经学 的衰落和终结标志着进步，标志着理性的觉醒。
    经学走向衰落，使得史学有可能挣脱经学的羁绊；五四时期民主与科学的深入人心， 则促使史学以主动的姿态要求学科的独立。史学独立的条件首先是史学研究应超越功利 目的和利害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以反对“通经致用”为主要内容。这些都是五四 时期史家所刻意强调的。章太炎在20年代称，“求学之道有二：一是求是，一是应用。 ……要之二者各有短长，是在求学者自择而已。然以今日中国之时势言之，则应用之学 ，先于求是。”（注：章太炎：《说求学》，转引自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 ，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20页。）章氏本意显然是主张求是应先于应用之学。王国华述 及其兄王国维的学术时说，“并世贤者，今文家轻疑古书，古文家墨守师说，俱不外以 经治经。而先兄以史治经，不轻疑古，亦不欲以墨守自封，必求其真。”（注：王国华 ：《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见《王国维遗书》第1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顾颉刚 强调说，“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 学问的自然的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时的目的，从此以后，我敢于大胆作无用的研究 ，不为一班人的势利观念所笼罩了。这一个觉悟，真是我的生命中最可纪念的；我将来 如能在学问上有所建树，这一个觉悟决是成功的根源。追寻最有力的启发就在太炎先生 攻击今文家的‘通经致用’上。”（注：顾颉刚：《自序》，《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 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5-26页。）其实，希求史学研究完全超越现实政治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史学摆脱经学羁绊的过程中，摒弃片面的通经致用是必要的。总之，学术研究中 求是大于致用、史学研究中求真大于致用，科学原则取代经学的说教，史学与经学的关 系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虽然在主观上有意识地走出经学的羁绊、努力摒弃经学的派别与门户之分，但这并不 是说，经学已经销声匿迹，或者经学对史学的影响便不存在。事实上，在五四时期具有 上述认识的人并不普遍。一些人因长期的学术积累和师承渊源关系，还有着很明显的经 今古文的派别之分，如章太炎，因谨守古文学派家法而多有意气之论，梁启超就认为： “炳麟谨守家法之结习甚深，故门户之见，时不能免。如治小学排斥钟鼎文甲骨文，治 经学排斥‘今文派’，其言常不免过当。而对于思想解放之勇决，炳麟或不逮今文家也 。”（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中华书局198 9年版，第70页。）周予同回忆说，五四运动以后，“文史学的情况仍然落后于现实，更 其表现在高等学校和出版企业中。当时文史学界有四派：一派是超‘经学’、否定‘经 学’而转究史学，虽然如何否定、如何转变还没有正确的方向，但在当时已算是‘前进 的’。一派是根本不知道‘汉宋学’的异同，而只是抱残守阙，‘汉’‘宋’乱用，在 当时虽是‘落后的’，但情况却相当普遍。其余两派，或继承孙诒让、章炳麟的学派， 坚持‘古文’；或宣扬廖平、康有为的论点，专主‘今文’。这两派在当时势均力敌。 ”（注：周予同：《经今古文学·后记》，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44页。）不过，这些“ 否定经学而转究史学的”少数人，代表的却是一种发展方向。
    以往经史混同，史学主要表现在成为经学的附庸；如今经学式微，史学却也与经学并 非毫不相干，两者的关系千丝万缕。关键性的转变表现在主观认识上。五四时期的史学 家对于经学有了不同于以往的认识，对于经学的态度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诸如梁 启超、王国维等人，在五四前后已将研究的主要精力转入史学，其论学已少有经学色彩 。梁启超“由经师弟子转变而为新史学家。”（注：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 》，见《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第522页。）王国维“对于学术界最大的功绩，便是 经书不当作经书（圣道）看而当作史料看，圣贤不当作圣贤（超人）看而当作凡人看。”（ 注：顾颉刚：《悼王静安先生》，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 社1997年版，第132页。）
    再观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史家，对于经学，特别是今古文之争，大都能够保持 一种超然的态度，从一个更高的起点看待之，所得的收获反而更有价值。胡适就曾表示 ，“我不主张‘今文’，也不主张‘古文’。”（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 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1页。）顾颉刚以为他作于1922年的《<诗辨妄>序》、《郑 樵著述考》、《郑樵传》等几篇文字“建立了经学革命的旗帜。”（注：顾颉刚：《192 2年2月2日与俞平伯信》，见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第69页。）一方面，他“始知道古文家的诋毁今文家大都不过为了党见，这种事情原 是经师做的而不是学者做的”，以至“又过了数年，我对于太炎先生的爱敬之心更低落 了”，另一方面，“对于今文家的态度总不能佩服。”（注：顾颉刚：《自序》，《古 史辨》第1册，第26、43页。）从《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我们可以看到，青年时 代的顾颉刚，一直在反复的考察和比较古文说与今文说的是非异同，避免盲目陷入某一 家说，但却积极地从双方的学说中吸取有用的成份。将经书以及子书摆到与史书平等的 地位，明确地把经学的材料看作是历史材料，不能不说是五四时期史家的一个卓识。顾 颉刚疑古学说的提出和“古史辨”派的出现，就是史学走出经学羁绊的直接后果。
    1921年，吕思勉在《论经学今古文之别》一文中指出：“吾辈今日之目的，则在藉经 以考见古代之事实而已。夫如是，即‘发生今文与古文孰为可信’之问题。予谓皆可信 也，皆不可信也。皆可信者，以托古改制之人，亦必有往昔之事实，以为蓝本，不能凭 空臆造；皆不可信者，以其皆为改制之人所托，而非复古代之信史也。”（注：李永圻 编：《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106页。）吕氏所论已不再纠缠于 今文、古文的孰是孰非，而是涵盖了今古文双方“皆可信皆不可信”，其立意在于史学 ，即“藉经以考见古代之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