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范文澜是我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他的治学精神和治学方法，影响了我国一代又一代的史学工作者。他是建国之初成立的中国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今年正好是这个所建立的50周年，不少人都在缅怀这位大师的高风亮节与丰功伟绩。
    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940年在延安成立的中央研究院。范文澜是这个院的副院长兼中国历史研究室的主任，这个室的任务就是编一本供干部学习用的中国历史课本。开始时是组织人员分头编写。但初稿不甚合用，最后还是由范一人独写。范老依靠从河南带来的若干书籍（他曾于1936年在河南大学任教，讲授中国古代史、中国文学史、经学、《文心雕龙》等课程）以及当时当地所能收集到的图书资料，夜以继日地写作，终于在1941年底完成了上、中两册，在延安以《中国通史简编》的书名正式出版（后来，下册以中国近代史名义出版）。这本书的问世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毛泽东说：“在延安出版一部有头有尾、有科学体系的著作，这是一件大好事。”
    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可能体验到当时的写作条件了。延安窑洞里既无明亮的灯光，也无舒适的桌椅。范老的爱人戴老（戴冠芳）曾回忆说：范老一直是坐在一个冰冷的无靠背的木板凳上写作的，写累了就靠在窑洞的墙上休息一下，喘口气，再继续写作。为了使他能更好地写作，戴老后来做了一个棉垫子钉在墙壁上，使范老便于倚靠休息。我听了范老的这段写作生活很感动，同时也想到了范老后来一直告诫青年人做学问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不是偶然的。
    《中国通史简编》出版后，范老又在1945年续写了《中国近代史》（上册）。这本书曾在解放区内外以各种版本问世，在香港是以“武波”的化名出版的，有着广泛的影响。现任中国史学会会长金冲及当时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就读，就深受“武波”的影响。这本书在全国解放后多次修订再版，至1955年9月出版至第九版，经过十几次印刷。累计印数达十五万多册。
    我于1945年至1948年就读于华北联合大学史地系，1947年3月被挑选为该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生。在此期间，范老的两部大书--《中国通史简编》及《中国近代史》（上册），我都是读过的。特别是在1948年夏，为学员编写中国近代革命史讲义时，曾细读、精读过范著《中国近代史》。我十分佩服这部书的写法：论从史出，寓论于史，全书没有空话、废话，都是凭事实说话。特别是“太平天国”那一章，写得很精彩，可以与郭老（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相媲美。李自成、洪秀全都是失败的英雄，给后人留下的经验和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范老原计划再写一部专门论太平天国的书，与《甲申》相呼应，但因任务太多没能完成。
    二
    1946年，范老从延安到晋冀鲁豫解放区任北方大学校长。1948年夏，晋冀鲁豫解放区与晋察冀解放区连成一片，成立华北解放区。与此同时，北方大学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吴玉章任校长，范文澜、成仿吾分任副校长，范并兼任研究部主任及中国历史研究室主任。
    华北大学成立后，校址设在华北联大所在地--正定城内。这时，范老正在石家庄参加华北人民代表会议。会后，请范老至正定与原联大的校院长见面。正好，我被派作随从，与一位教师同在石家庄迎范。但会议后，那位教师有事须晚回几天，所以陪范老来正定的只有我一人。记得当年坐的是一辆骡马拉的车子，上有席棚，范坐车中，我坐车尾。我虽然在书中早认识了范老，但面见这位大师还是第一次。当时心中忐忑不安。除了范老就周围环境问几句话不得不回答外，我这个后生小子简直不敢吭一声气。敬畏之情，持续一路。这就是我的第一次面见范老。
    但由于对范老的仰慕，回来后我立即申请转入四部（即华大研究部）中国历史研究室继续从事研究生的学习。得到批准后，欢喜之情，无以名状。
    第二次见范老，是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中共中央所在地）附近的一个村庄。当时全国解放在即，中共中央宣传部急需编写全国通用的政治、历史课本。正好那时范老在中央所在地附近的一个地方养眼疾，因此中央宣传部请范老从华大研究部历史研究室派一些编选人员。这样，我从1948年11月至1949年2月，就随王南、荣孟源、刘桂五几位先生到了东柏坡中共中央宣传部，帮助工作。元旦和春节都是在那里度过的。
    当时中央宣传部的人员虽不多，但有一个专门的图书室，许多书都盖有毛泽东的私人签字章。显然，这些书都是从延安运出的，跋山涉水才到了这里。我们充分地利用了这个图书室，我每天都到图书室去看书。因此，在这段时间，我们除了研究范老的《中国近代史》，还读了大量的参考书，如罗尔纲先生的几部研究太平天国的大著（许多是在大后方出版的，印刷用纸和铅字都很粗糙），我就是在那里通读的。
    当时人民解放军正面临着向全国进军的大好形势，毛泽东已发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伟大号召。这十六个字深深打动了我，因为我那时正在读太平天国这一段历史的书。由此联想到：太平天国大军占领南京后原有的纪律迅速败坏，内讧事件不断发生，所有这些不也正是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吗？“共患难易，共富贵难”，这是多么深刻的农民战争的教训啊（1949年初，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进北京时，他们曾诙谐地说：“我们现在是进京赶考，不要学李自成，被退了回来。”）！所以，由于有了这么一点体会，我在帮助编选课本之余，也用心写了一篇《太平天国的经验教训》作为自己的研究生论文。
    在编选课本期间，我随几位先生去看过住在附近的范老夫妇。承戴老相告，在我们来此之前，毛泽东刚刚也来看望了范老。由此更增加了我对范老的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