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是近代著名的史学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者。他对中国史学由传统向现代的嬗变，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不仅体现在他创立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为中国史学提供了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体系，还在于他首先将这一理论运用于历史研究，为后人作了示范。对于后者，一些论著虽然提及，但论述尚欠充分。笔者认为，仅就李大钊对中国古史的研究而言，至少有三方面：即对远古为“黄金时代”说的批判，对古代社会经济生活的探讨，和对古代社会历史发展规律问题的论述等等，为与其同时代的史家所不及，对创立科学的中国古史体系有重要意义。本文拟对此略陈管见，不妥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对“黄金时代”说的批判
    中国传统史学认为，传说中的古代帝王，从盘古到三皇五帝，都是客观存在的。他们发明了各种生产、生活用具，教人民从事渔猎耕稼畜牧等各种生产活动。他们的时代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注：《礼记·礼运》。）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尧舜以降，道统虽经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而不坠，但已不能恢复三代以前的盛况，孔子以后更是每况愈下。这种观点完全把神话传说等同于信史，不仅有悖于历史真实，而且反映了一种退化的历史观。它自汉代形成后，流传两千余年，影响深远。其间也有一些学者、史家或思想家从不同角度对之提出质疑，但都未从根本上动摇其统治地位。到了近代，随着西方进化论思想传入，康有为、梁启超、夏曾佑等对“黄金时代”说，甚至对有关历史记载本身的真实性都表示了怀疑。康有为认为，“上古茫昧无稽”，（注：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卷1。 ）孔子时已感叹夏殷的文献不足征，何况三皇五帝的史事。梁启超呼吁从信古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摧陷千古之迷梦”。（注：梁启超：《近世文明初祖两大家之学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13》，第1页。 ）夏曾佑在《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将周初以前称为“传疑时期”，认为三皇五帝之说“不可授为考实”。这些言论的流布，动摇了“黄金时代”说所代表的信古、崇古思想，直接启发了二十年代的疑古辨伪思潮。但他们既未从史观角度揭示“黄金时代”说的历史根源，也未从史料角度提出古人作伪的充分证据，还不足以推翻信古思想在史学界的统治地位。民国初年历史文化领域里的复古思潮，恰恰说明了这一点。
    李大钊在早期新文化运动中，曾经以进化论思想为武器，对复古思潮进行过批判。五四运动后，李大钊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观为依据，对“黄金时代”说及其所反映的历史退化观作了更加深刻的批判。其论述可以概括为如下三点：
    第一，揭示了“黄金时代”说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和思想根源。他认为，“黄金时代”说源起于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托古之说。“孔孟之徒，言必称尧舜；老庄之徒，言必称黄帝；墨翟之徒，言必称大禹；许行之徒，言必称神农。此风既倡，后世逸民高歌，诗人梦想，大抵概念黄、农、虞、夏、无怀、葛天的黄金时代，以重寄其怀古的幽情。”（注：李大钊：《史观》，《李大钊史学论集》， 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2页。）由信古到崇古、怀古似乎是一种必然的心路历程。这种怀古思想何以能如此长久地占据人们心灵呢？李大钊在1922 年1月所作的一次演讲中，对此有详尽的分析：一是因为人们“厌倦现在，认为现在都是黑暗的，没有光明的”；二是“受时间距离太远的影响，因而在心理上发生一种暗示，这种暗示可以把古人变成过于实在的伟大，如同拿显微镜看物一样”；三是由于历史发展常常出现曲折反复，“世运每由昌明时代，转为衰落时代，甚而至于澌灭。因而许多人以为今不如昔，就发生怀古的思想”；四是由于崇拜祖先的风俗，“随着家族制度，发生崇祀祖先的思想，也可以引起崇拜古人的观念”；五是因为“现在也有不如古来的，如艺术。艺术乃是有创造天才的人所造成的，艺术不分新旧，反有历时愈久，而愈见其好者，因此也可以使人发生怀古的观念。”“中国科学不发达，古人遗留下的多是艺术的……故中国人崇古的思想，格外的发达，中国人对于古人格外仰慕，对于古人的艺术格外爱恋。”（注：李大钊：《今与古（二）》，《李大钊史学论集》，第172-174页。）这些论述，从人们的历史意识、社会心理到历史过程本身的丰富多样性、曲折复杂性，层层剥笋，鞭辟入里，对崇古、怀古思想的根源作了富于辩证哲理的揭示，对我们颇有启发作用。
    第二，阐释了“黄金时代”说不能成立的根据。他指出，古代史书关于“黄金时代”的记载有许多不可置信的成分。他举例说，“从前的史书，都认火的发见，农业及农器的发明，衣服的制作，为半神的圣人，如燧人氏、神农氏等的功德”；（注：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史学论集》，第203页。）是由这些“半神的圣人， 给我们在一个相距不远的时代一齐造出来的。”（注：李大钊：《研究历史的任务》，《李大钊史学论集》，第190页。）这些记载并不可靠。 根据人类学家的研究，衣服最初是由树叶制成的。“人类渐渐的站起来用足走路以后，腹部因蔽体的毛稀薄，感畏风寒，乃渐取树叶遮盖；后来旁的地方怕受风寒，也会想法去遮盖了。这就是衣服的起源，由树叶到衣服的进步更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年月！”（注：李大钊：《研究历史的任务》，《李大钊史学论集》，第191页。）其他发明也是如此。“火同农业的发明，是社会的进化，并不是所谓神农燧人一二人的功德。”（注：李大钊：《今与古（二）》，《李大钊史学论集》，第172页。 ）这些发明及其应用，改良都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实为人类生活一点一点的进步的结果；在原人时代，不知几经世纪，几经社会上的多数人有意无意中积累的发见与应用的结果，始能获享用此文明利器。”（注：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史学论集》，第203页。 ）从社会生产发展的客观角度看，人类社会的进化更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由茹毛饮血的生活而渐进于游牧的生活，由游牧的生活而进于畜牧生活，而进于农业生活，手工业的生活，机器工业的生活，这里边有很悠久的历史，并不会一时得到的。”（注：李大钊：《研究历史的任务》，《李大钊史学论集》，第191页。）他进一步说明， 几千年来人们称羡不已的所谓“黄金时代”，其实“只是些草昧未开、洪荒未调的景象”，（注：李大钊：《史学与哲学》，《李大钊史学论集》，第186页。 ）即生产力发展水平极度低下，人们的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和艰苦的“原人社会”。它根本不是什么理想的乐园，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最低级的一个阶段。因此，“黄金时代说是错误的”，是“伪造的”，（注：李大钊：《今与古（二）》，《李大钊史学论集》，第174-175页。）是对远古时代历史真相的歪曲。这些论述虽然基本上是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立论，但对于“黄金时代”说的批评是切中其要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