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大钊之前，梁启超、夏曾佑等人依据进化论观点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梁启超把中国历史分为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三个时期，并按照西方考古学方法将史前期分为石刀期、铜刀期、铁刀斯三个具体发展阶段，（注：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6 》，第10页。）体现了其史学见识。夏曾佑则进一步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三大期和传疑、化成、极盛、中衰、复盛、退化、更化七小期。（注：夏普佑：《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06年版。）这些分期突破了古代史学以皇朝划分历史阶段的局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变化更迭及其因果联系。但是，他们以政治制度或思想文化的演变为划分标准，分期并不科学，也不可能真正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最早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论文中，即引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经典论述：“综其大体而论，吾人得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及现代资本家的生产方法，为社会经济的组织的进步和阶段。”（注：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史学论集》，第13页。）李大钊在其论著中屡次使用诸如“原始社会”、“古代社会”、“资本主义”等概念术语，而未加以解释，说明他赞成马克思的有关论述，而且相信这些论述也同样适用于中国，因而他未对中国历史分期提出自己的系统见解。不过，他注意到远古时期中国历史的阶段性问题。他肯定远古时期的渔猎、畜牧、农业等不同经济阶段和石器时代、铜器时代的存在，并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从渔猎经济到畜牧经济再到农业经济的演变，从石器时代到铜器时代的演变，这些在前面已有论述。难能可贵的是，李大钊重视考察历史阶段的更替与社会经济关系的演变之间的联系。他认为，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转化，与社会经济形式的变化有关，“女权的衰落，大约起于畜牧时代。而男性的优越，实大成于农业经济时代。”由于男女社会分工发生变化。男女的社会地位也随之发生变化，“到了农业经济时代，男子便专从事于农作，在经济上占优越的地位，女子遂退处于家庭以内，作些洒扫的琐事。”（注：李大钊：《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李大钊史学论集》，第261页。）这样的解释，更接近于历史实际， 也有益于探索原始社会的发展规律。
    李大钊还根据唯物史观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原理，分析了中国古代的经济关系与政治、文化、思想意识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集血缘关系和经济关系于一体，而以经济关系为主的大家族制度，“就是中国的农业经济组织，就是中国二千年来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政治、法度、伦理、道德、学术、思想、风俗、习惯，都建筑在大家族制度上作他的表层构造。”孔子学说所代表的纲常名教、礼义道德，其特点无一不是“损卑下以奉尊长”、“牺牲被治者的个性以事治者”，正是以大家族制度为特征的农业经济的产物。孔子的学说之所以能支配中国人心达两千余年，是“因为经济上有他的基础”，“因为中国的农业经济没有很大的变动，他的学说适宜于那样经济状态的原故”。随着农业经济为工业经济所取代，大家族制度瓦解，孔子学说的统治地位“不能不跟着崩颓粉碎了”。（注：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李大钊史学论集》，第59-65页。）李大钊以孔子学说在中国古代和近代的地位变化为例，深刻地阐述了经济基础对社会生活其他方面，尤其是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揭示了历史发展的是终动力是经济即物质生产的发展。这样，李大钊的古史研究就具有了完全的科学研究的意义。
    从以上三方面看，李大钊并未对中国古史作整体性的系统研究，但却抓住了创立科学的中国古史研究体系所必须解决的几个关键问题。李大钊在研究中也有不足之处，某些提法不一定合适，某些具体结论不一定正确；但我们很少见到他犯有简单化、公式化、片面性的弊病。他在史学研究方法上，从王国维那里汲取了营养，而又有所创新。尽管李大钊在中国古史研究领域只是做了一些尝试性的工作，却在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上留给后人不少宝贵的启示，也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开了一个好头，其筚路蓝缕之功是不应当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