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乾嘉时期，儒家经学主流以“汉学”标榜，极一时之盛。与此同时，北方大名出现了一位与外界不通声气的考据学家崔述（1740-1816年）。（注：本文所引崔述文字均据顾颉刚编订的《崔东壁遗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以下简称《遗书》。）尽管崔述本人从未与汉学家认同，然而当代一些西方学者在研究清代学术史时，却称他为研究清代考据学之典型人物（an ideal candidate）。（注：Michacl Quirin,"Scholarship,Valuc,Mcthod,andHcrmeneutics in Kaozheng:Some Reflections on Cui Shu（1740-1816）and the Confuc-ianClassics",History and Thcory,vol.35,no.4（Dec.1996）：34-53.）究竟崔述的经史考证能否体现清代考据学的主要特征？在治学的取径和方法上，崔述与汉学家又有何异同？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对崔述之学与清代汉学的关系加以分析和比较，以确定崔述的考据学在清代儒学史上的地位。
    一
    对于“汉学”的定义，研究清代学术史的学者向有歧议，迄今尚无定论。在这里姑且沿用传统的说法，即以“汉学”一词涵盖以训诂为特征的考证之学。（注：关于“考据学”狭义和广义的界定，参看顾颉刚主编：《古籍考辨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辑，页1。）美国学者艾尔曼在其《从理学到朴学》一书中所指的“长江下游的学术群体”（a unified academic community in the Lower Yangtze Regi-on）之成员，（注：Benjamin A.Elman,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xx.）皆可以称为汉学家。清代汉学的内容包括文字、训诂、版本、目录、校勘、辨伪、辑佚、史事考订诸学，其中训诂是最重要的一门学科。这一经学研究的“典范”（paradigm）虽发轫于顾炎武，可是一般而论，乾嘉时期的汉学家受惠栋（1697-1758）治经方法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钱大昕为惠氏作传云：“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余年，至是而灿然复章矣。”（注：钱大昕：〈惠先生栋传〉，《潜研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卷39，页699。）又谓：“今士大夫多尊崇汉学，实出先生绪论。”（注：钱大昕：〈古文尚书考序〉，《潜研堂集》，卷24，页384。）可以说，清代汉学的基调是由惠栋定下的。惠氏尊崇贾逵、马融、许慎、郑玄，力倡东汉古文经学，被推为“汉学大宗”。（注：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页313。）惠栋自云：“栋四世咸通汉学，以汉犹近古，去圣未远故也。《诗》、《礼》毛、郑，《公羊》何休，传注具存，《尚书》、《左传》，伪孔氏全采马、王，杜元凯根本贾、服，唯《周易》一经，汉学全非”。（注：惠栋：〈上制军尹元长先生书〉，《松崖文钞》，卷1。）
    其时宗惠氏之说的汉学家传承了东汉古文经学家的治经方法，他们尤其推崇郑玄又经注，而郑氏治经的特点有如谬平所言：“今、古之分，自郑君一人而斩，尊奉古学而欲兼收今文……郑君之学主意在混合今、古”。（注：《廖平：〈今古学考〉，《廖平学术论著选集》（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第1册，页88-89。）郑玄凡见各种注疏间存在相悖之处，必设法加以弥合。自郑玄后，弥缝的做法在儒家经典解释中渐成风气。汉学家亦秉承了郑氏之道从事考证，惠栋所著《禘祀考》即为一显例。
    尽管在主张“道在《六经》”这一经学研究的基本假定（foundame-ntal assumptions）方面，崔述与一般汉学家并无根本的分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考据学的取径上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顾颉刚谈到崔述与汉学家的关系时曾指出：“以他那时的学术风气，汉学正披靡一世，他的工作既致力于考证，原当投在汉学的旗帜下，然而他也决不成一汉学家”。（注：顾颉刚：〈崔东壁遗书序〉，《遗书》，页63。）
    顾氏的看法是有根据的。仅以上述的治经之弥缝而言，崔述就与支配学术主流的汉学家迥异其趣。他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强烈地批评了汉学家的弥缝做法：“《六经》之文有与传记异者，必穿凿附会就其说以附会之；又好征引他书以释经，支离迂曲，强使相通”。（注：崔述：〈上汪韩门先生书〉，《遗书》，页476。）崔述在《考信录》、《王政三大典考》和《五服异同汇考》里，多处指出郑玄使用弥缝法而误解经文。对于汉学家的治经路向，章太炎曾有如下中肯的评论：“（黄侃）谓其（汉学家）根底皆注疏，是亦十得六七，未足以尽之。余谓清儒所失，在牵于汉学名义，而忘魏晋干蛊之功”。（注：章太炎：〈汉学论〉，《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5册，页22。）
    章氏告诉我们：清人拘于汉学之名，而忽略了魏晋人在经学上的继承和发展。在清代汉学家的考据中，存在着“唯汉是真”的倾向。钱大昕有谓：“训诂必依汉儒，以其去古未远，家法相承，七十子之大义犹有存者，异于后人之不知而作也。三代以前，文字声音与训诂相通，汉儒犹能识之，以古为师，师其是而已矣，夫岂陋今荣古，异趣以相高哉。”（注：钱大昕：〈臧玉琳经义杂识序〉，《潜研堂集》，页391。）崔述对清代汉学家笃信汉代经典注释颇有异议，他说：“近世学者动谓汉儒近古，其言必有所本，后人驳之非是……特学者道听途说，不肯详考，故遂以汉儒皆可信耳”。（注：崔述：〈洙泗考信录〉，《遗书》，页270。）崔述不满他们过分迷信汉儒之说，在他看来：“彼汉人之说经，有确据者几何，亦但自以其意度之耳，然则类此者盖亦不少矣”。（注：崔述：〈考信录提要〉，《遗书》，页10。）这句话最能表示崔述对汉人经说的反感。
    唐人刘知几在《史通》里以《左传》来驳《史记》、《礼记》、《七录》、《新序》、《说苑》等汉人著作中的记载，崔述从中得到启发，继而对汉代之书的可信性产生了怀疑（但同时他又不满意刘知几在考辨三代事迹时，杂采秦汉之书而疑经的做法）。（注：崔述：〈考信录提要〉，《遗》，页6。）崔述之所以认为不能凭战国以后的文献去说明上古历史，是因为这些文献中搀入了后人对古史的曲解。他说：“汉儒习闻其说而不加察，遂以为其事固然，而载之传记。若《尚书大传》、《韩诗外传》、《史记》、《戴记》、《说苑》、《新序》之属，率旁采卮言，真伪相淆”。（注：崔述：〈考信录提要〉，《遗书》，页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