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清代汉学家从事经史考证时，一贯谨慎、客观，每逢辨析中实，必举所有不同证据，广征博引，但他们却不大善于发现古书的历史问题。相比之下，崔述勇于揭露古书记载的矛盾，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我们取马骕的《绎史》、梁玉绳的《史记志疑》与崔述的《考信录》比而观之，即可看出后者的超卓之处。马骕博而不精，他的《绎史》引书庞杂，而且真书和伪书不加区别地并列在一起。梁玉绳亦失于同病，他未能在古书辨伪上下功夫。梁氏在《史记志疑》中多据《今本竹书纪年》以证正史之误。不但如此，他在论述商周历史时，竟引《春秋纬》一类的谶纬之作为史料。反观崔述之考据，尽管他不如清代汉学家的学问淹博，但对古书的见识有时却超过了他们。让我们举一个考据实例来作说明。据张守节《史记正义》之〈殷本纪注〉引《竹书纪年》云：“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迁都。”可是《今本竹书纪年》却记盘庚迁殷之后，殷都又迁了三次。这就形成了矛盾的说法，而两说其中必有一伪。关于这一点，崔述有很精确的考证，他说：“是都已三徙矣，张氏何以谓之更不徙都，且今书盘庚于十四年迁殷，历十五年，至二十八年而王陟，又历十一君二百三十七年，至纣五十二年而殷亡，共三百五十二年，其年数亦不合。其非原书之文显然可见。”（注：崔述：〈《竹书纪年》辨伪〉，《遗书》，页461。）在他看来，既然前者（《古本》）为真，那么后者（《今本》）必伪。《四库提要》的作者在辨《今本竹书纪年》之伪时，竟未能注意到这一条证据。由此不难看出，崔述比汉学家更为注意发现古书的矛盾和考证的逻辑性。刘师培曾评论说：“[崔]述书之功在于范围谨严，而不在于逞奇炫博。虽有通蔽，然较之马氏《绎史》固有殊矣。”（注：刘师培：〈崔述传〉，《遗书》，页949。）姑不论刘氏的估价是否恰如其分，但崔述在古史考证上别具一格确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再从疑古方面来说，清代汉学家大多株守汉儒之说，即便王鸣盛这样的大家亦不例外。王鸣盛唯郑玄之言是信，甚至连郑玄误引纬书，他也亦步亦趋。故而，王鸣盛将纬书所载汉儒编造的三皇五帝事迹也纳入其《蛾术篇》和《十七史商榷》二书之中。崔述则不然，他坚决反对以汉代的纬书作为研究上古史的根据。例如，自战国以来，一直盛传“河图、洛书”之说，《易系辞》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并说伏羲画八卦是根据河图。历代儒家学者，包括朱熹在内，都相信这样的说法。可是崔述却指出这种说法出于纬书，其内容非但没有历史根据，并且荒诞不经。（注：崔述：〈补上古考信录〉，《遗书》，页29。）他在《考信录》里还通过这一点，进一步破除了世人对古代神话传说的迷信。崔述在怀疑古书方面不无见地，与当时汉学家的信古空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就此点而言，他不失为一位有眼光的史学家。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崔述的这种怀疑勇气是来自他捍卫圣道和纯化经典的坚强信念。
    清代汉学家不仅精于考据，而且致力于辨伪。可以说，考注于考辨古书的真伪乃清代汉学的特色之一。崔述亦不例外，注重古书的辨伪。不过，他在这方面的成绩却不逮同时代的汉学家。譬如，崔述与阎若璩、惠栋都辨出《古文尚书》为伪作，为解决千余年学术史上的一大疑案作出了贡献。但较之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和惠栋的《古文尚书考》，崔述的《古文尚书辨伪》虽有条理，但论证似嫌简单；阎、惠之书则是旁征博引，详密周延，更胜崔书一筹。阎、惠二人均取《古文尚书》中之事实和字句，寻找出其抄袭之来源。例如，《古文尚书·大禹漠》云：“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惠栋注曰：“《史记》曰：‘夏禹名曰文命。’阎若璩曰：‘敷于四海约《禹贡》东渐数句而成文。’毛甡曰：‘《禹贡》曰：禹敷土此即敷四海也。’”（注：惠栋：《古文尚书考》，《皇清经解》（台北：艺文印书馆，1986年），卷352，页12。）
    更值得注意的是，崔述竟不知有此二书先其作而存在，所以根本未能征引阎、惠之论据。他们三人中，阎长惠六十一岁，惠又长崔四十三岁。作为学术晚辈，崔述在从事《古文尚书》辨伪之前，应当充分汲取前人的成果。可是他却并没有这样去做，通过这一事实，我们可以看出崔述在学术上的孤陋寡闻。崔述有关《尚书》的考据在论证上也不如汉学大师那样有说服力。例如，他在驳《古文尚书》乃传世真书时例举了一条证据：“《正义》称郑冲传《古文尚书》，皇甫谧采之作《世纪》，至梅赜奏上其书于朝，考之《晋书》，并无书。”（注：崔述：〈古文尚书辨伪〉，《遗书》，页590。）于是他下结论说：“梅赜果尝奏上此书，〈本纪〉即不之载，〈儒林传〉中岂得并无一言及之；乃非惟无其事，亦并无苏愉等三人之名，然则三人亦子虚乌有者也。”（注：崔述：〈古文尚书辨伪〉，《遗书》，页590。）崔述的推论虽有合理之处，但他提供的只是一条默证而非经过深入细致分析的正面证据（posi-tive evidence）。对于史学家来说，单凭这一假设是无法对有无梅赜献书一事定案的。可见崔述虽长于揭发古书中的矛盾之处，但不善于分析和解决古史中的问题。吕思勉曾云，崔述“虽能多发古书之误，实未能见古事之真。”（注：吕思勉：〈读《崔东壁遗书》〉，《论学集林》（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页177。）这真是一语道破的评论。
    美国汉学家艾尔曼在讨论前人对《古文尚书》的辨伪时，特别强调了所谓“学术发明权”或“优先权”（priority）的问题。（注：详见Bcnjamin A.Elman,From Philosophy to Phyology,233.）按照西方学术的标准，“学术发明权”主要表现为“先”（prior）。可是从中国学术传统来看，“学术发明权”不仅表现为时间上的先后，还体现为质量上的优劣。阎若璩在系统地摧毁《古文尚书》之伪方面，确有表现为时间之先的“首功”（即西方学术界所说的priority），而惠栋之书晚出则更精，体现为质量上的“优”。故钱大昕曰：“此千四百余年未决之疑，而惠松崖先生独一一证成之，其有功于壁经甚大。先是，太源阎征士百诗著书数十万言，其义多与先生暗合，而于《太誓》犹沿唐人《正义》之误，未若先生之精而约也。”（注：钱大昕：〈古文尚书考序〉，《潜研堂集》，卷24，页383。）今人盛赞崔述辨《古文尚书》之伪，认为是与汉学家的成绩相暗合。（注：顾颉刚：〈崔东壁遗书序〉，《遗书》，页63。）可是从以上的分析看，崔述对《古文尚书》的辨伪既不占“先”，也不显“优”。除了在解决三十三篇《今文尚书》来源的问题上稍有见地之外，崔述的《尚书》研究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是不能与阎、惠二氏之成就相提并论的。所以，我们不能像艾尔曼那样简单地论定，崔述的重复研究提高了以往对这一学术课题研究的学术价值。（注：参见Benjamin A.Elman,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