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代开始，中国传统史学走到了其漫长行程的最后阶段，旧史学日益显露出内在的矛盾和惰性，与此同时在传统史学内部也逐步酝酿积聚起新的活力。崔述作为生活在乾嘉时期出色的辨伪学家，第一个把中国上古至秦统一以前的古史作了一番系统的整理，他的古史学说及方法论中蕴含着珍贵的近代价值观，进一步为传统史学向近代转化积蓄了力量。本文拟就崔述的古史辨伪学说作现代审视。
    一、《考信录》：探索真实古史体系的可贵尝试
    崔述（1740-1816年）号东壁，直隶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县）人，出身于寒儒之家，幼承庭训，深受尊崇宋学的父亲崔元森的濡染。然而，崔述在少年读书时，就不断发现经传之间的矛盾，开始怀疑古帝王史事记载之真实性，于是逐渐转入考史的领域。其一生的治学经历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他在学术上尚无自得，除涉猎群书外，主要是接受其父传授的义理之学；成年后，选择了朱熹“道问学”的学术道路，开始转向古书辨伪；到后来，为了寻求明道而独辟史学蹊径，最终专注于古史之考信。
    崔述治学精勤，著述丰富，共有著作34种，88卷，其中《考信录》36卷是他耗费四十多年心血写成的一部辨伪学专著。由于贫穷困顿，崔述无力刊刻自己的大量著作，全靠其弟子陈履和倾其所有，甚至举债刻印，得以流传于世。然而《考信录》问世近一个世纪中，其古史辨伪学说非但不入清代学术主流，还备受汉学、宋学两派学者之排斥。诚如顾颉刚所言：“崔氏书在旧日学界，殆是外道，故甚不为人所称。”[1]（P1041）究其原因，崔述生当乾嘉朴学之世，汉学风行，当时的风尚除了讲理学，求科举外，在考据方面，则讲求如何恪守汉儒的经注。在那个盲目信古、唯汉儒之说是从的时代，欲致力于摧陷廓清，去伪存真，推翻战国以后经传、笺注对古史的附会与假托，确实面临着重重困难。尽管崔述著书的目的是在维护道统，虽然破传，却不敢疑经，力图卫护圣贤之道，但他考据的结果仍破除了许多伪说，足以毁坏道统，不免为当时的卫道者所诋諆，因此《考信录》在当时受到冷遇和攻击，实属正常。
    崔述考辨古书古史的原则是“无征不信”，把“考信于六艺”作为文献辨伪和古史考证的唯一准绳，以经书中的记载驳斥诸子百家里的神话和传说。崔述从不轻信传闻，在《考信录》开篇即讲道：“人之言不可信乎？天下之大，吾非能事事而亲见也，况千古以上，吾安从而知之！人之言可尽信乎！……余自幼时闻人之言多矣，日食止于十分，月食有至十余分者。世人不通历法，咸曰月一夜再食也；甚有以为已尝亲见之者。余虽尚幼，未见历书，然心独疑之。会月食十四分有奇，夜不寝以观之，竟夜初未尝再食也。唯食既之后，良久未生光，计其时刻约当食四分有奇之数，疑即指此而言。”[2]（P2-3）可见，在日常生活中，凡事有可疑，崔述就要亲自考察，寻根探底，以小见大。以这种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态度考察古史，崔述认为：“周道既衰，异端并起，杨、墨、名、法、纵横、阴阳诸家莫造言设事以诬圣贤。汉儒习闻其说而不加察，遂以为其事固然，而载之传记。若《尚书大传》、《韩诗外传》、《史记》、《戴记》、《说苑》、《新序》之属，率皆旁采巵言，真伪相淆。”[2]（P3）这段话反映了崔述对儒家以外的诸子百家，尤其是汉代人著作不予轻信（甚至包括《史记》），而是主张“凡其说出于战国以后者，必详为之考其所本，而不敢以见于汉人之书者遂真以为三代之事也。”[2]（P5）即认为后世所传的上古史事，有不少是战国诸子及汉儒依托、夸大或杜撰的，因此对战国以后的记载需严加考证，追溯其本源，达到“考而后信”，方可入录，《考信录》就是崔述进行疑古辨伪，探索真实古史体系的可贵尝试。难怪胡适说：“《考信录》在清代要算一大奇书……古今来没有第二个人能比他的大胆和辣手的了”。[3]（P22）
    二、崔述的古史辨伪学说在廓除前人附会、杜撰的古史体系上的贡献
    崔述治学以“疑古”闻名，所疑之“古”包括古书（先秦、两汉的古籍）和古史（上古至东周的历史），意欲通过对古书古事的“考”，廓除前人附会、杜撰的古史体系，达到古史“信”的层次。他对三代先王的怀疑，基本上打破了传统的三皇五帝系统；在揭示五帝与五德之间互有关系问题上，有着首创之功；还通过对古代典籍的详细考辨，阐发了对有关史料的真知灼见。
    关于我国上古史的三皇五帝，崔述指出：“《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伪孔安国尚书·序》云：‘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孔子睹史籍之烦文，惧览者之不一，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后之儒者皆尊其说；余独以为不然。夫古帝王之书果传于后，孔子得之，当何如而表章之，其肯无故而删之乎？《论语》屡称尧、舜，无一言及黄、炎者，孟子遡道统，亦始于尧、舜，然则尧、舜以前之无书也明矣。《周官》一书，所载制度皆与经传不合，而文亦多排比，显为战国以后所作，先儒固多疑之，不足据也。”[3]（P17）这段文字中，崔述先是对相传三皇、五帝所著之书《三坟》、《五典》表示怀疑，继而对收录两书的《周官》一书进行了辨伪。再通过一系列史书的记载对上古帝王提出质疑：“自《易》、《春秋传》始颇言羲、农、黄帝时事，盖皆得之传闻，或后人所追记……及《国语》、《大戴记》，遂以铺张上古为事，因缘附会，舛驳不可胜纪……由是司马氏作《史记》，遂托始于黄帝……逮谯周《古史考》，皇甫谧《帝王世纪》，所采益杂，又推而上之，及于燧人、包羲。至《河图》、《三五历》、《外纪》、《皇王大纪》以降，且有始于天皇氏、盘古氏者矣。于是邪说诐词杂陈混列，世代族系紊乱庞杂，不可复问，而唐、虞、三代之事亦遂为其所淆。”[2]（P17）通过此番考辨，崔述认为先秦典籍《诗经》、《尚书》、《论语》等记载的上古史比较可信；《易》、《春秋》开始记述伏羲、神农、黄帝时的史事，但也是因事论及，铺张夸大的成份比较少。从战国到秦汉，《国语》、《大戴礼记》等，“妄造名号，伪撰事迹”，[2]（P17）使上古史矛盾重重，真伪相舛。司马迁的《史记》起自黄帝，摈弃了一些不可信的古史。到晋代谯周的《古史考》，皇甫谧的《帝王世纪》，不但“所采益杂”，还出现了更早的燧人氏、包羲氏。后来的《河图》、《三五历》等，进而出现天皇氏，盘古氏。在崔述看来，尧、舜及上溯至黄帝是比较可信的古史。再往前的古史则荒远难征，后人附会甚多；旧的古史体系从战国开始经过不断伪造加工，离儒家经典越来越远，不足为信。至于上古帝王世系，也大都是后世学者“以今度古”附会出来的，他们根据自己所处时代帝王相继的史实，推及古代，认为古代帝王也是相继而出的。由此，崔述得出一条重要结论：“夫《尚书》但始于唐、虞，及司马迁作《史记》乃起于黄帝，谯周、皇甫谧又推之以至于伏羲氏，而徐整以后诸家遂上溯于开辟之初，岂非以其识愈下则其称引愈远，其世愈后则其传闻愈繁乎？”[4]（P28）这一思想体现了崔述对上古帝王世系的考辨，对史学发展进行全面思考的自觉意识，廓清了前人杜撰的古史体系，清晰地勾勒出可信古史体系的层次。对于上古三代天子与诸侯的关系，崔述也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上古各诸侯国基本上是独立的，与天子之间并无固定的君臣关系，[5]（P134,P168）他们实行的制度也不相同，因此三正并行于诸侯国。[6]（P492-493）过去的经学家一直把贡助彻法说成是夏商周之历史性的区别，崔述却看出它是三代圻内之地区性的区别，[6]（P515-516）这种三代与秦汉在政治制度上的区别已被现代考古学的研究所证实。[7]（P27-56）从史学角度而言，崔述的考证较之多数汉学家仅考订史书中的汉字和典制，有着明显的过人之处，不仅体现了他自觉的历史意识，也说明了他重视史学的自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