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炳松（1890～1946）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与梁启超齐名。他翻译、撰写了大量史学论著，为建设和发展“近代化”的中国史学倾注了自己的心血，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史学思想，在当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本文试从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方法论诸层面对此略作论述。
    一
    本体论是关于历史过程的性质、特点等问题的理论思考，可理解为社会历史观。
    考察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思想文化界的状况，不难看出，进化论的影响是很大的。在进化论最初传入时，知识界只是把它作为一种挽救社会危亡的强心剂，呼吁中国奋起竞争，振作自强；逐渐地才进一步认识到它还是一种帮助人们认识社会、认识世界的全新理论。20世纪初年的“史界革命”，也是把它作为理论武器而引进的。而这一理论也确实为新史家提供了研究历史、研究社会的一种崭新的认知取向和思维范式，使他们得以突破陈旧的封建复古意识和僵滞的历史循环论学说的思想束缚，从而为建立具有近代意义的新史学奠定了思想基石。
    何炳松求知欲和接受力最强的青年时代（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正是在进化论风行之时渡过的，因而这一理论为他终生信仰。何氏对于进化论的接受不仅是自觉的，而且在日后研究历史的过程中，通过吸收中西史学理论的其他内容，不断地对它加以丰富和充实，使之成为自己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可以这样说，他的历史本体论是一种力图融汇中西、纵贯古今的进化总体史观。
    我们不妨看看何氏的下列说法：
    “吾人既深信人类为进化之动物，则可知古今环境，断不相同。中外人情，当然互异。互异者，不能强同；不同者，终于殊异。空间迥异，中外无符合之端。时间不同，古今无一辙之理。”[1]（p.6）“研究历史的人，应该知道人类是很古的，人类是进步的。‘古今一辙’的观念同‘盲从古人’的习惯统统应该打破的；因为古今的状况，断不是相同的。”[2]（pp.62～63）这些关于进化的主张，明显受到美国史家鲁滨逊的影响。
    “社会中决无独立之事实，一个人或一个人群之行为与习惯，均互相关联、互相影响、而互为因果。”[3]（p.121）“我们研究社会史，必要注意这个共通性；因为人类的各种行为和思想，无论是个人的，或者是团体的，其间总有一种联带的关系。”[4]（p.197）这里，他注意到各种历史因素的关联性。实际是吸收了德国史家朋汉姆的思想。
    他认为人类社会的总体活动大致包括经济、政治、教育、艺术（或学术）、宗教等五个方面。“历史所研究的就是人类过去这五个方面底活动。”[5]（p.148）它们实际构成了社会历史的总体，不仅互相关联，而且处于一种不断变化、运动和新陈代谢的状态之中。他强调说：“历史所述者，非人群各种活动之静止状态也，乃其变化之情形也。史家所致意者，即此种空前绝后之变化也，非重复之事实也。故历史者，研究人群活动特异演化之学也，即人类特异生活之记载也。夫人类之特异生活，日新月异，变化无穷。故凡属前言往行，莫不此往彼来，新陈代谢。”[6]（p.2）“我们要研究的是这个浑仑底变化，并不是研究他在各时代中的静止状态。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要研究活的和动的人类史，不是死的和静的人类史。”[5]（p.148）这里又有了法国史家郎格瓦诺和瑟诺波那种综合研究的意味。
    不仅如此，在1930年出版的《通史新义·自序》中，他追述了中国传统史家重“通”思想，从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主张，到后来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等人有关“通”的思想，一一加以总结，得出“吾辈研究历史，志在求通”[3]（p.14）的结论。
    何氏如此广收兼采，不是要把诸家思想搞成一个“拼盘”，而是力求吸取前人思想中的合理成分，为建设中国式的新的史学理论而对其加以综贯。何炳松是20年代初进入史学界的，这时史学近代化的进程已由世纪初发凡起例的草创逐渐进入发展壮大与深化的阶段，而更多的西方理论又纷纷涌入国中。曾经赴美留洋的何炳松以其自身的学术优势，而得“新史学”风气之先。他不仅实际投入西方史学理论的译介活动，同时力图消化这些新的思想学说，并结合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以阐发自己独特的历史本体论思想，在新的史学发展阶段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需要指出的是，在何炳松的学术高峰期，马克思主义已传入中国，他虽然并不反对唯物史观，却片面地将其看作是一种“经济史观”，没有更深入地理解与消化这一最先进的历史哲学。他执掌暨南大学时，曾经请翻译过《资本论》的王亚南到校作过短期讲座，这也为何氏提供了一次具体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但不知为什么，他却与“机会”擦肩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