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史料而言，搜集工作仅仅是起始，考订才是更重要的。何氏对此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他说：“故研究历史，必加考订工夫，而后著作方有价值之可言，史学方有进步之希望。”[6]（p.20）所谓考订，其主旨在于确定史料是否可靠无误。为此，何炳松先对史料做了个大致分类，指出它们“一属原始，一属孳生。原始史料，或系实物，或系古书。出诸亲见亲闻，不属道听途说。孳生史料，或因袭他书，或取材旧籍。非出目睹，得诸传闻”[6]（p.10）。他认为，一般来说前者比后者“可靠”；而后者由于历经“辗转介绍，所以容易失去本来的真相”[5]（p.152）。这就使人对史料从总体上先有了粗略的认识。在《通史新义》一书中，何氏将考订工作具体分为“来历”、“诠释”、“诚伪”、“正确”等四个方面。所谓来历之考订，即考订某种著作的时间、地点以及著作环境的种种情形；所谓诠释，即决定史料的意义、撰人概念的工作；所谓诚伪，即考查撰人所述之真伪、以便断定其对于所述各端之信仰为何；所谓正确之考订，即考察撰人是否自欺，其观察是否无误，以便断定其所述外部事实是否正确。他对如何做好这四方面的考订，也做了较详细的说明。
    总之，何炳松继承了我国传统的考据学观念，并且利用了从现代欧美传来的各种科学知识和比较精密的逻辑观念，在史料的搜集与考订上作了较为系统与正确的阐述。
    在论证了史料工作的基础上，何炳松进一步谈到史学论著的编纂，即所谓“编比成文”。首先，他要求对各种“杂乱之事实，非先事分别部居之工作”[3]（p.88），即将说明各项史实的材料条理化。然后，他又将具体的编比方法分为五个阶段，一一进行介绍：第一“分成段落以类相从”，这里要注意的是对与主题无关的史实“一概割爱”。第二“求各段间之联锁”，即阐明事件之间的关系。第三“注意特异的变化”，在他看来只有注意了这种变化“研究的结果才可称为活的不是死的历史”。第四“表明事实的轻重”，他主张“遇到重要的事实记得详细一点”，“遇到不重要的事实，记得简单一点”。第五“烘托材料之运用”，通过烘托使论著能够“情挚气昌”[5]（pp.161～162）。应该说，他所谈的这些方法，都是切实可行的。当然，要真正写出上乘的史学论著，则又关乎到史家们各自的才识如何了。
    史学论著怎样才算是好？何炳松有他自己的理想。在他看来，“历史著作，非断烂朝报之比也，贵能如画像然，全身毕现。史之宗旨，不在激动感情，而在使读者了然于人群特异活动之真面。”[6]（p.81）而且“著作特点，贵能贯通”，“务使览者如振衣得领，张网挈领。了然于史事之真情，深谙著者意向之所指”[6]（p.84）。他认为，这种通史，既可以“为并时事实之编比，以描述一个社会之浑仑”；又可以“为连续事实之编比，以研究一个社会之演化”[3]（p.111）。当然，把二者结合起来，既注意空间联系，又注意时间连续，那就更为完美。他希望通史家与专史家们密切合作，专史家著有各自范围内之专史，再由具别识心裁的通史家综合。后来，他曾利用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的便利，“拟了一个中国通史的计划，预定请国内若干历史学者们通力合作；那计划是很新颖的，把全书分作了二百多章，每章自成一书”[11]（p.527）。可惜的是，仅出版了三四十本，便因“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毁于战火而作罢。更为可惜的是，已出版的书具体情况不明。
    至于何炳松提到著作时应注意的事项，也同样对我们今天撰史颇有启示。写好一部史书，首先必须分清文史界限，不可将史著写成文学作品，应尊重事实，受史料严格制约。他强调不可用文学手段去做历史的工作，不可颠倒或虚构事实；还要秉笔直书，落笔慎重；叙事要恰如其分，史文与史料，必须表里相符；由于“史贵征实，不尚浮谈”，因此要尽量利用成文；这样就要附有注脚，不但可以表明材料的来历，保存可用的书目，重要的是可以革除剽窃恶习，并可显示作者的功力及心术，以“合于现代学术公开的精神，而且有功于学术的进步”[5]（p.165）。在出版著作之前，作者要再三阅读，细察内容有无失检或谬误的地方，以便随时加以修正，还可请相知的或相当的学者代作者再校阅一番。他说：“我们的作品，不必问人家懂不懂，先要问自己懂不懂；不要让人家来批评，先要自己去批评。我们要知道：研究学问最高尚的目的，在于利人。”[5]（p.164）
    从以上对何炳松史学思想的分析可以看出，何炳松治史是为了探求一套适用于中国新史学的研究方法，力图构建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大厦。这一治史取径有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从中我们可看出何炳松在史学近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
    20世纪初年，由梁启超倡导，中国新史学初步形成。它的形成与当时形势紧密相关。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自19世纪末登上政治舞台，不仅提出了新的政治主张，而且也要求在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内建立自己的阵地。与政治关系密切的史学，自然首先受到重视。史学的主要任务是批判封建旧学，在社会变革中发挥了显著的战斗作用。这一时期的史学家治史突出的是史学的“致用”功能，不可避免出现了空疏、浮泛和忽视史料建设的弊病。在这种状况下，要使史学健康的发展，就必须在史学指导思想方面作相应的调整，改变片面强调致用的倾向，努力培植“求真”的观念。对史学进行理论体系改造的同时，打好史料建设的基础，力求致用与求真相统一。重视方法论的探讨，着眼史学基础工程的建设，注意史料的鉴别与审定，建立完善的研究规范，来弥补刚刚起步的新史学的不足，成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致力于史学研究的学者们的职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发展，恰为史学的转变提供了适宜的社会环境。五四运动的目的是批判旧文化，建立新文化，重点在“立”，要“立”就要有新的理论指导，西方的先进理论必然应运而来。顺应时势，何炳松介绍传播西方史学理论，重视方法论的探讨，力图建立史学研究的新“范型”，在当时的史学界便极具影响，时人推重他的史学“是与梁任公先生并称的”[12]。
    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在日后中国史学界何炳松的影响却远不如梁启超。这是为什么呢？笔者以为：梁启超的“新史学”是20世纪初中国新旧制度转换的时期里，政治、思想、学术斗争的产物，他的著作是为完成政治革命的目的而写，它最突出的贡献就在于政治意义。他的著作借批判旧史学严厉地批判专制君主制度，宣传西方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其观点鲜明，充满了激情。象“二十四史只是帝王的家谱”这些观点，很快成为家喻户晓的口头禅，对当时推翻专制统治的政治运动作了有力的思想舆论准备。梁启超的“新史学”还有重要的思想革命的意义。在当时新旧转换时期，不仅要改变旧制度，还要清理旧文化。旧史学中包含着大量的封建思想文化，梁启超的批判动摇了旧文化的这一堡垒，对促进近代的思想解放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两层意义在何炳松的“新史学”中基本上不存在。因为何炳松所处的时代已“完成”政治革命，面临的是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他的著作可以说是纯学术意义，甚或是纯历史学意义的。他治史之责在于“新史学”范型的建立与完善。相比之下，梁启超面临的任务要更复杂和更沉重，其作品所包含的意义也就更丰富，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也就更大。梁启超的“新史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开始，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以后，中国史学处于不断的学术创新过程中，有无数的新史学流派涌现，新方法、新理论层出不穷，何炳松的“新史学”是中国史学进入近代以后不断进步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成果。许冠三所著《新史学九十年》中提到，何炳松的《历史研究法》与《通史新义》是“方法自觉日益增进的重要里程碑”[13]（p.171）；蒋俊在《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中认为，何炳松发展了胡适所提倡的“实验主义史学”，在介绍近代西洋在史学方法方面的成果方面，其广度已超过了胡适，与梁启超（指五四运动以后梁启超的史学）并为“历史研究法派”，着重讲述史学理论与方法[14]（p.75）。笔者认为，何炳松在继承20世纪初年史学革命成果的基础上，把史学革命向纵深推进了一步。他是一位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近代史学由发凡起例过渡到发展壮大的转折时期有影响的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