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蒙塔尤》和微观史学
    微观史学家抛弃了布罗代尔式的宏观叙述，转而处理一些“真实的题材”。他们批评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路线，因为他们认为，社会科学家“大规模进行概括就从根本上歪曲了真正的现实”，且将这些概括“用于检验他们号称要加以解说的那种小规模的生活的具体现实时，却是无效的”。因此，微观史学要研究那些被传统研究方法所忽略的人群，并且要“在绝大部分的生活所发生于其中的那些小圈子的层次上阐明历史的因果关系”。（33） 勒华拉杜里在书中写道：“蒙塔尤是一滩臭气扑鼻的污水中的一滴水珠。借助日益增多的资料，对于历史来说，这滴水珠渐渐变成了一个小小的世界；在显微镜下，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微生物在这滴水珠中游动。”（第428页）
    尽管蒙塔尤只是一个地方性的案例，但是它在同时期的上阿列日地区具有普遍性。另一方面，蒙塔尤的微观研究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一些宏观的理论。勒华拉杜里在描述了蒙塔尤以及上阿列日地区的小集团冲突之后，对马克思主义的论断进行了重新的思考，他写道：马克思主义的论断有时倒很适用于对我们的问题进行分析。在某些时候，因教会、宗教、什一税等等引发的问题，确实使掌握领主权力的人（领主贵族或代表他们利益的平民领地法官）与一部分被统治者产生对立。可是，在蒙塔尤，这种冲突却是通过村子里的帮派或小集团之间的争斗得到表现的，而这些帮派或小集团并非势均力敌，况且其成员数量多寡也经常发生变化。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种类型的冲突就其确是一类冲突而言，也并非自始自终一直存在。某些时候，领主法官及其同僚在什一税和宽容异端问题上一旦取得了有效的妥协，村里的大多数人就都团结在他们周围了。何况，这种斗争并不引发革命，这一点无需赘言。与其说它们是根本利益的冲突，毋宁说是帮派性质的冲突。对于力图争得权力的那个小集团来说，他们的目的不是打碎另一个小集团牢牢掌握的领主、地方法官和本堂神甫的权力，而是把这些权力夺过来，据为己有。他们并不想改变世界。（第426-427页）
    从这段论述中，我们就可以发现微观案例与宏观理论之间的差距。勒华拉杜里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论断在宏观分析中的有效性，但将它运用于微观研究时往往需要作重新的调整。在蒙塔尤，人们的不满主要是针对第一等级的教士而非第二等级的领主，他们反对教会的主要原因是繁重的什一税，正因如此，很多人才转向了异端信仰。
    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对儿童的情感的。勒华拉杜里根据档案资料，认为蒙塔尤的父母对自己的孩子具有很深的感情，在失去他们的孩子时会深感悲伤。这与菲利普·阿里埃斯的著名论断不符合，阿里埃斯认为对儿童的抚爱是现代或中世纪末的新发明。勒华拉杜里写道：“这一事实让我们谨慎地对待那些学者（无论他们多么杰出）的话。他们告诉我们说，对儿童的情感意识是从现代的精英社会中发现的。他们还说，在古老制度的年代，人民阶层中的农民，甚至市民对儿童都是麻木不仁的。”（第312页）
    当然，蒙塔尤作为一个偏远的法国小村庄，是否能代表整个法国的情况，这需要更深入和广泛的研究，因此蒙塔尤的个案也不足以完全否定马克思和菲利普·阿里埃斯的论断。但是，通过这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微观研究可以使我们得以重新检视一些普遍的理论和观点。如果微观研究不能说是宏观理论的替代物的话，那至少是很好的补充。
    四、余论
    《蒙塔尤》不仅是一部研究法国南部地区史的著作，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勒华拉杜里在史学方法上的贡献。历史人类学和心态史是年鉴学派第三代历史学家的两个主要特征，勒华拉杜里在《蒙塔尤》中将这两个特征完美地结合起来。同时，《蒙塔尤》的微观研究也是对当时以卡洛·金兹伯格和乔万尼·列维为代表的意大利微观史学的呼应。
    《蒙塔尤》出版后获得了极大的好评。查理·伍德（Charles T.Wood）评论道：“这是一部引人入胜的著作，阅读它所产生的情感，如同济慈第一次读到查普曼翻译的《荷马史诗》。虽然从学术上讲《蒙塔尤》是一部地区史，但它大大丰富了我们对中世纪生活的理解，远甚于马克·布洛赫的《封建社会》以来的任何书籍。”（34） 当然，《蒙塔尤》问世后也遭致了一些质疑和批评，这主要集中在如下两个方面：
    主要的批评意见集中在勒华拉杜里对史料的使用上，他们指责勒华拉杜里在史料的使用上不够严谨。这又包含了两个方面。首先是“转译”的问题。村民在宗教裁判所说的是奥克语，而书记员记录时使用的则是拉丁语，因此勒华拉杜里没有考虑到“书记员误解或误译蒙塔尤人陈述的可能性”。（35） 还有学者在阅读了原始资料后指出了一些细节方面的不准确。（36）
    对《蒙塔尤》的第二个批评有关于微观史学的问题，涉及典型性问题。一方面，作为法国南部的一个小山村，蒙塔尤是否具有典型性，或者说在多大范围内具有典型性，正如彼得·伯克所说的：“问题在于，村落代表的大单位究竟是什么？它是哪个大洋之中的一滴水？它假设中的典型，是阿列日、法国南部、地中海世界还是中世纪？尽管作者显然有处理统计与样本的经验，但他并没有讨论这一关键的方法论问题。”（37） 另一方面，书中很多的材料来自牧民皮埃尔·莫里的话，但问题是皮埃尔·莫里的言行是否能代表蒙塔尤。这个问题事实上也是人类学的一个基本问题，田野考察的人类学家通常会依赖一两位信息提供者，但问题是信息提供者在多大程度上能代表整个社区。（38）
    可见，《蒙塔尤》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而这些不足之处恰恰是历史学所借鉴的其他学科（如人类学）或方法（如微观史学）本身固有的问题。尽管如此，这并不能否认这些转型在历史学研究中的贡献。如前文所述，它有助于我们深入把握宏观的理论或基本的建构。有研究表明，在中世纪存在着三种社会经济组织体系，而蒙塔尤属于第三种体系的边缘。第三种体系在14世纪时处于衰落之中，因此有论者指出：“勒华拉杜里著作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迄今为止对于这一曾经出现过而当时正处于衰落中的体系的社会生活的最为详细的描述。”（39） 又如罗杰·马斯特斯（Roger D.Masters）对《蒙塔尤》作出的如下评价：“这是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吊诡的是，它对于我们准确理解西方的传统有价值，因为它聚焦于一个小村庄。尽管只集中于30年（1294-1324年），但这一研究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整个中世纪的看法。”（40）《蒙塔尤》的确是一本重要的著作。就我看来，它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改变了人们对整个中世纪的看法，更在于它标志了年鉴学派第三代历史学家和西方史学的史学转型。
    Emmanuel Le Roy Ladurie,Montaillou,Village Occitan de 1294 à 1324,1975。中译本为：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著，许明龙、马胜利译：《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文中的引文均依照此版本，引文后的页码即此版本的页码，不再一一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