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从阴阳观念看。《曾子天圆》篇有关于阴、阳的详细论述，是篇谓：
    天道曰圆，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圆曰明。明者，吐气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气者也，是故内景。故火日外景而金水内景。吐气者施而含气者化，是以阳施而阴化也。阳之精气曰神，阴之精气曰灵。神灵者，品物之本也，而礼乐仁义之祖也，而善否治乱所兴作也。
    过去，人们因孔子学说中未见“阴阳”之论而怀疑《曾子天圆》一篇学说渊源的可靠性，那么，《曾子天圆》篇“阴阳”学说之源何在？应当说，它源于《易》，实际上它和《易传》一样，都应当源于孔子所传《易》学。由此出发我们便可以解释何以《曾子天圆》篇与《易传》有颇多相似之处了（注：这里可试举一例，如，《曾子天圆》篇的“天道曰圆，地道曰方”一句，即与《易·说卦》的“乾为天为圆”，《文言》的“坤至静而德方”类似。）。我们知道，阴阳学说是《易》的经典理论，道家即以“《易》以道阴阳”（《庄子·天下》）来概括《易》的特点，而《曾子天圆》篇实与《易》有着极深的关系。金德建先生曾经指出《天圆》的立论有源自《易》之处，“《曾子天圆》的内容沾染于易学之处颇深”，并一一指出上引一段内容与《易》的关系，所持有故，所论甚是。但是，由于人们不能确切地把握先秦时期儒家是否研《易》，因而，又将《天圆》篇斥为晚出之书。这样，先秦儒家是否研《易》便成为解决《曾子天圆》篇性质的一个关键。
    事实上，儒家与《易》有极深的渊源，马王堆汉墓帛书的《二三子问》、《要》等篇表明，孔子之时，儒家即已与《易》有了不解之缘（注：陈松长、廖名春《帛书〈二三子问〉、〈要〉释文》（见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郭店楚简进一步表明儒家的确早已将《易》纳入自己的理论体系并以之阐述人伦。简文《六德》篇谓“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六者各行其职……，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这里，《六德》篇不仅将《易》作为儒家类典籍来看，并且以为儒家所倡导的几种人伦，在《易》中均得以体现。简文《语丛》一谓“《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强调《易》就是贯通融汇天道、人道关系的，对于《易》的认识十分深刻。郭店楚简虽未引论《易》的阴阳学说，但已足见先秦时期，儒家已将《易》的相关学说纳入自家的思想体系，而其中的阴阳学说，必定对儒学思想有较深的影响。因此，《曾子天圆》中的阴阳之论并非空穴来风。况且，从已有文献中也透露出曾子是一位善于研《易》者的消息。《易传》的《象传》解释《艮》卦卦象时谓“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原来，《艮》卦（上艮下艮）的卦象为两山峙立之形，两山并立，永远不会移动位置，所以君子便由此考虑到思不出其位的问题，而此句，在《论语·宪问》篇明确记载：“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曾子之语与《易·艮·象传》完全一致，这种情况说明曾子有可能是引用孔子所传《易》学之语来探讨儒家思想，后来，《易传》的作者又引用曾子之语来解释《易》理，这种情况可说明，曾子思想与《易传》是相通的。
    因此，结合竹简与传世文献，可以肯定，孔子后学的中坚人物--曾子与《易》关系密切，《易》的阴阳思想对曾子有较深的影响。因此，曾子借阴阳学说来阐述儒家义理，写成《天圆》一篇，当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