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楚简于1993年出土的消息传出，使学界一片惊喜；荆门市博物馆将其图版和释文编为《郭店楚墓竹简》，由文物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这把郭店楚简研究推向了高潮。在第一轮高潮过后，此项研究已经取得了许多成果，但也留下了大量的问题。这些问题一方面是由于史料有缺，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解说各异。盖史学研究，无论是考古学、文献学研究还是哲学史、思想史研究等等，皆不免于此。笔者曾受时贤启发，就楚简所反映的早期道儒关系和先秦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写出两篇浅文；近来，又拜读一系列关于楚简研究的大作，开阔了眼界，获益良多。以下，我想就感兴趣的几个问题发表一些散浅的体会。
    一、关于研究方法
    郭店楚简研究主要涉及考据和义理两个方面，考据实乃义理解释之基础。清代考据学家段玉裁曾说：“是非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说之是非。必先定底本之是非，而后可断其立说之是非。”（《经韵楼集·与诸同志论校书之难》）郭店楚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恐怕大部分属于（或涉及）“底本之是非”，因而考据学的方法尤为重要。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等书中对清代考据学的方法作了总结。后来，胡适把此方法称为“科学精神与方法”，并以“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概括之。我认为，尽管我们现在已经走出了“信古时代”和“疑古时代”，但“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对于考据学来说仍不失其普遍的意义。就郭店楚简研究而言，目前所取得的成果，可以说大部分也是使用了“假设”和“求证”的方法。当然，“假设”是依证据而假设，“求证”则是寻求更多的证据来使假设成为定论，或使假设具有更大的正确程度。我本人对于考据学既无专长又少实践，但感于郭店楚简研究中“解说各异”的情况，想提出以下两点供研究者参考。
    （一） 注意某一或某些证据是否只能推出一种结论（即自己所持的观点），或者说是否可以排除其他的结论和观点。就目前楚简研究的情况看，我认为许多成果还属于假说的性质，凡“解说各异”者恐怕大多因证据不足而难成定论。例如，楚简《老子》分为甲、乙、丙三组，此乃“东宫之师”因教学需要而保存的节抄本还是当时楚国流传《老子》的足本，这一问题虽然关系重大，但立论不可太果。不同立论者都提出了《老子》甲、乙、丙三组的“主题”说，除“主题”的概括容有差异之外，实际上从“主题”说既可推出此乃一部完整传本，又可推出此乃据“主题”而作的改编节抄本。关于从简本和帛本、王本的优劣比较，从简本有重复或帛本、王本的重复更多，以及据太史公所作的《老子列传》等等，现在也都难以确成一说。再例如，关于楚简的某篇或某几篇属于某作者或某学派，虽然可从楚简形制的异同以及思想侧重点的异同，提出种种假设，但形制的异同并非划分学派的可靠证据，所举思想方面的证据也还不足以排除他说的可能性。因此，注意证据所能证明的程度，而不要立论太果或排斥他说太过，这是当前“解说各异”而进行讨论以求得研究进展所需要的。提出此点，亦在于如孔夫子所说：“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二） 注意“求否定的例”（胡适在《论国故学--答毛子水》一文中说：“科学方法最浅最要的一部分就是‘求否定的例’”）。此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科学之证实是使用归纳方法，从众多证据推出的结论并不具有绝对有效性，而证伪则只需一两条“否定的例”就可具有证伪的有效性。例如，我们可据楚简中几篇儒家的文献讲仁义、性命、五行、求己、天人等等，可推论它们出于思孟学派。但若“求否定的例”，则《六德》篇和《语丛一》讲“仁内义外”，《性自命出》并非持性善论观点，那么可知其非出于孟子（或“孟氏之儒”）。再例如，《忠信之道》和《六德》都讲仁、义、忠、信，似可归于一个学派；但《忠信之道》把仁、义的实质和要求归结为忠、信（“忠，仁之实也；信，义之期也”），《六德》则将圣、智、仁、义、忠、信并列，于是可知它们定非出于一人之手，倘若属一个学派，我们也应作些分疏。同理，《中庸》讲“三达德”（知、仁、勇）和“五达道”（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交），这与《六德》以“六位”（父子、君臣、夫妇）序“六德”也显然有别。又如《穷达以时》虽然讲“反己”，但其言“察天人之分”（尽管其“天”与荀子所谓“天”的含义有别），则与思孟的思想不类；《忠信之道》虽然可据《论语》中孔子与子张的问答，推论其出于子张（或“子张之儒”），但若子张曾受道家的影响无证，则《忠信之道》所谓“大忠不悦，大信不期”等等尚无着落，故此还不是足证。如此等等，我认为“求否定的例”一可使假设不致与定论相混，二亦可能缩小或减少一些假设的范围。
    二、关于简本《老子》
    简本《老子》分为甲、乙、丙，此为当时的节抄本还是《老子》早期的完整传本，此问题似乎殊难确定。按郭沂的观点（注：见《楚简〈老子〉与老子公案》，载于《郭店楚简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以下引诸文，除特殊注明外，皆见此书。），《老子》早期传本成于春秋时老聃，现传《老子》足本则是战国时太史儋所增补。此说虽嫌立论太果，但这种可能性似不能完全排除。《史记·老子列传》虽然明言是老聃“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言而去，莫知其所终”；但其后又云：“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可见，司马迁并未全然否认太史儋即《老子》作者的可能。“世莫知其然否”，司马迁并未明确肯定关于老聃“著书上下篇”的记载已经解决了“世莫知其然否”的问题。
    如无简本《老子》出土，则老聃著书上下篇的可能性最大。现在简本《老子》出土，将简本和足本分属老聃和太史儋，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持相反之论者，可责此说证据不足，但完全排除此说似也同样证据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