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朴先生曾敏锐地揭示了帛书《五行》篇与《中庸》、《孟子》的关系，即：《中庸》“唯天下至圣”一段讲的“聪明睿知”、“宽裕温柔”、“发明刚毅”、“齐庄中正”、“文理密察”就是指圣、仁、义、礼、智，而《孟子》所谓“仁之于父子也……圣之于天道也”也是讲帛书中的“五行”（注：参见庞朴《帛书五行篇研究》，齐鲁书社1988年版，第140-141页。）。《五行》篇属于思孟学派的作品是确定无疑的。现在，楚简《五行》篇出土，据我们上面作的分析，似可梳理一下从简本《五行》到《中庸》、《孟子》，再到帛书《五行》的前后顺序。
    《中庸》、《孟子》虽然都内含“五行”说，但其“五行”的思想是“幽隐”的，以致如果没有《五行》篇的出土，荀子所指斥的思孟学派之“五行”到底是什么，这一千古之谜可能仍得不到破解。在《中庸》、《孟子》中，不仅“五行”幽隐，而且就重要性而言，圣、智、仁、义、礼的顺序也变得幽隐，或者说发生了变化。
    《中庸》将“聪明睿知”即“圣”置于仁、义、礼、智之前，又有云“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这是保留了“圣”的重要地位。但《中庸》明言了仁、义是礼之所由生（“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而圣、智的统率作用，圣、智是礼、乐所由生，则不见了。《中庸》所强调的“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诚者，天之道也”，这是《五行》篇所没有的。我认为，简本《五行》篇当作于《中庸》之前。
    《孟子》所讲的“圣之于天道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从中可以显出圣、智的重要。但《孟子》也有“诚者，天之道也”，而且从其性善论出发，更强调了“四德”，即“仁义礼智根于心”，“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孟子》还讲了仁、义对于礼、智的统率地位，即“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智”在四德中居于礼之后，变得从属于仁、义，我认为这正是帛书《五行》篇所谓“仁义，礼智之所由生也”的原本。如此说来，《孟子》在简本《五行》篇和《中庸》之后，而帛书《五行》篇又在《孟子》之后。
    在孟子的思想中，“仁义礼智根于心”即人之“性善”，此“四德”没有德与善的区分。孟子又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由此可见，孟子的性天同构，不必于“四德”之外再加上“圣”，亦即其人道（人性）与天道无别。这是与《五行》篇所强调的“善”（人道）和“德”（天道）之分所不同的。
    《孟子》有“小体”（耳目鼻口等感官）和“大体”（心之官）的区分，它更强调了“心之所同然”的理性（“理义之悦我心”）的作用。因而，在《孟子》中没有了在《中庸》中还可见到的“圣”之“聪明睿知”或“聪明圣知”的含义。这可能是思孟学派的“五行”思想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中国上古的思想中，“聪明”就是指视听的作用，如《尚书·洪范》云“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视听”又可谓“见闻”，孔子主张“学”“思”并重，他所谓“学”主要是指“多闻”“多见”（《论语·述而》：“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五行》篇的“圣、智”思想正是发挥了上古时期和孔子对“视听”或“见闻”的重视，其所谓“不聪不明，不圣不智”，“闻君子道，聪也；闻而知之，圣也”，“见贤人，明也；见而知之，智也”，以及其说部所谓“聪也者，圣之藏于耳者也；明也者，智之藏于目者也。聪，圣之始也；明，智之始也”等等，这些都是发挥了“聪明”“圣智”的古义。这些古义在《中庸》中还保存着，且与其“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之道是相符合的。
    儒家的认识论至孟子而起较大的变化，即其强调“仁义礼智根于心”，“尽心”“知性”，“非由外铄”，“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本来是重视感性作用的“学”“问”，到了孟子那里就变成了“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这样，在孟子的思想中，当然也就容不下所谓“聪明睿知”了。后来，董仲舒虽然讲“聪明圣神”，但“聪明”的含义却变成了“内视反听”（《春秋繁露·同类相动》）。
    《五行》篇有“耳目鼻口手足六者，心之役也”，这是一般性地强调心对于感官的指导作用。《五行》之说部云：
    耳目也者，悦声色者也；鼻口者，悦臭味者也；手足者，悦佚愉者也；心也者，悦仁义者也。……小不胜大，贱不胜贵也哉！……耳目鼻口手足六者，人□□，（人）体之小者也。心，人□□，人体之大者也。
    我认为这是受到了孟子的“小体”与“大体”之分，以及“理义之悦我心”和“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的影响。这种影响与其所谓“闻而知之，圣也”，“见而知之，智也”，“聪也者，圣之藏于耳者也；明也者，智之藏于目者也。聪，圣之始也；明，智之始也”，是有矛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