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是在孟子思想的影响下，帛书《五行》出现了对简本的种种改编的情况。这些改编，是牵就于孟子思想的改编；而其解说，一是解释原有的文本，二是加进了孟子思想的因素。因受到原有文本和孟子思想两方面的牵制，帛书《五行》的思想与孟子的思想有同有异。如果说简本《五行》是子思（或“子思之儒”）的作品，那么帛书《五行》似可谓“孟氏之儒”之别派的改编解说本（“别派”谓其与孟子的思想不完全相同）。
    在《中庸》、《孟子》中，“五行”是“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在帛书《五行》中有了解说，但这种解说先是改编了经文，后又受到原有文本和孟子思想两方面的牵制，故近乎“僻违而无类”。帛书《五行》篇，一种可能是在“五行”思想受到荀子的批评后而作解说，另种可能是荀子在楚地见过帛书《五行》篇，其批评包括对此篇的批评（或其主要针对的就是此篇）。我倾向于后一种可能。
    在《五行》篇之说中有：
    天之监下也，杂命焉耳。循草木之性，则有生焉，而无好恶；循禽兽之性，则有好恶焉，而无礼义焉；循人之性，则巍然知其好仁义也。
    这段话与孟子的性善论和“人之性善”不同于犬、牛之性是相合的。而其与荀子所谓“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也很契合。是荀子影响了帛书《五行》，还是帛书《五行》影响了荀子，两种可能都有。依前说，我只能倾向于后一种可能。
    五、关于“忠信”与“忠敬”
    我在《读〈忠信之道〉及其他》一文中，强调了此篇所讲的“忠信”是对执政、当权者提出的道德要求。这样一种思想倾向，在楚简《缁衣》、《鲁穆公问子思》、《成之闻之》、《尊德义》等篇中也有比较显明的反映。这是与墓主“东宫之师”的身份相一致的。此“东宫之师”集纳如许文献，以教诲楚太子，堪称恪守儒家道德原则且具有儒道结合倾向的“王者师”。
    我在谈《忠信之道》的“忠信”时，联系了《缁衣》篇的一段话，即：“大臣之不亲也，则忠敬不足，而富贵已过也。”此句在《礼记·缁衣》篇为：“大臣不亲，百姓不宁，则忠敬不足，而富贵已过也。”我在拙文中说：“按楚简《缁衣》篇的文意，此句是说，大臣对君主不亲，是因为君主对大臣的忠敬不足，而使大臣富贵则有余（或解为，君主的富贵已过）。”作出这样的理解，是联系了此句的上下文。如上文有：“上好仁，则下之为仁也争先。故长民者，章志以昭百姓，则民致行已以悦上。”“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以命，而从其所行。上好此物也，下必有甚安（焉）者矣。故上之好恶，不可不慎也，民之柬也。”下文是：“邦家之不宁也，则大臣不治，而亵臣托也。此以大臣不可不敬，民之蕝（表）也。”从上下文看，都是论证只有君主作出道德表率，臣民才能以道德事上，“从其所行”。故“大臣之不亲”、“邦家之不宁”，其原因在于君主之不德。
    近读周桂钿先生的《郭店楚简〈缁衣〉校读札记》一文，其中也列出了简本和今本中的那段话（其把“邦家之不宁也”上读接“而富贵已过也”，有误），但解释殊异：
    简本的逻辑是：大臣对国君不亲近，就缺乏对国君的忠心和尊敬。国君富贵太过分，即侈奢，邦家就不安宁，矛盾就多了。“而”字前后，讲了两个因果关系……
    今本的逻辑是：大臣对国君不亲近，百姓不安宁，那么，官员们对国君的忠心和尊敬也就很少了，而财富和权势却过分了。这是一个因果关系。
    从语法上说，周先生的解释是正确的；但从语义上分析，以“大臣之不亲”（和“百姓不宁”）为因，以“忠敬不足，而富贵已过”为果，似难以成立。
    我认为，正确的逻辑应该是：因国君“忠敬不足，而富贵已过”，所以“大臣之不亲”（和“百姓不宁”）。但这样的解释是否不合语法，或是“增字解经”了呢？我于此甚感困惑。翻检孔颖达《礼记正义》，“疏”引沈氏云：
    谓大臣离二，不与上相亲，政教烦苛，故百姓不宁，若其如此臣不忠于君，君不敬于臣，是忠敬不足所以致然也，由君与臣富贵已过极也。
    “疏”的解释虽然迂曲，但其以“忠敬不足，而富贵已过”为因，以“大臣不亲，百姓不宁”为果，这种意思还是有的。这是否符合语法，是否古人已“增字解经”（在“忠敬不足，而富贵已过”之后加了“所以致然”）了呢？我于此仍有困惑。但从“辞不害义”考虑，我接受这种“增字”的解释。不知古汉语语法家和古文献注疏学家对此有何见教？
    以今本和简本比较，今本实是把简本讲的两句话（两个因果关系）合而为一。依简本，“大臣之不亲”，其原因是（君主之）“忠敬不足，而富贵已过也”；“邦家之不宁”，其原因是（君主之）“大臣不治，而亵臣托也”。今本在“大臣不亲”后所加的“百姓不宁”，正是把简本的“邦家之不宁”移前了。所以，“忠敬不足，而富贵已过”还不是“大臣不亲，百姓不宁”的充足原因，只有接读“大臣不治，而迩臣比矣”，今本所讲的因果关系才算完全。简本和今本在此因果关系之后得出的结论都是：“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今本还有：“迩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
    从以上分析可知，《缁衣》作者在此最终强调的是：君主对大臣“不可不敬”。这里的“敬”也就是“忠敬”的简语。我在前文中说：
    此处“忠敬”与“富贵”对举，“忠敬”的道德主体和使大臣富贵的施动者都是君主，“忠敬”同“富贵”一样不应分读。然而，《礼记·缁衣》篇郑玄《注》曰：“忠敬不足，谓臣不忠于君，君不敬其臣”，将忠、敬分属臣和君两个道德主体，意甚牵强。这是由于在汉代“忠”已成为只是对臣而不是对君的道德要求。这与楚简《缁衣》的“忠敬”和《忠信之道》的“忠信”有着很大的区别。
    在上引《礼记正义》的“疏”中有：“若其如此臣不忠于君，君不敬于臣”。“忠”之道德规范只能属于臣，而不能属于君，这在当时已经成为“天经地义”。然而，“疏”又不得不将“忠敬”同“富贵”一样连读，故云：“是忠敬不足所以致然也，由君与臣富贵已过极也。”按其文意，“疏”的顺畅表述应该为：“是君与臣忠敬不足、富贵已过极所以致然也。”但这样一来，“忠敬”要分属臣与君两个道德主体的意思又含混了。“疏”之迂曲，乃不得不然。若依《缁衣》篇的本意，“忠敬”就如《忠信之道》的“忠信”一样，就是对君主提出的道德要求，那么，还用得着“迂曲”吗？中国历史必然要经过一个君主专制的“迂曲”过程，对《缁衣》的解释也不得不“迂曲”。两千多年过后，楚简出土，世事已大变，对《缁衣》的解释用不着“迂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