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哈维·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1863-1936）是20世纪初蜚声美国史坛的大家。他留德获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后执教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桃李盈门，著述丰硕。其研究范围是欧洲中古和近代初期史，代表作有《西欧史》、《近代欧洲的发展》、《欧洲通史》等。作为一代史学宗师，鲁滨逊在研究欧洲史的同时，还对史学理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其史学思想的代表作就是出版于1912年的《新史学》，这部名闻遐尔的书因提出系统的理论主张而被称之为“美国新史学的宣言书”[1]（P158）。鲁滨逊也因此被认为是美国新史学派的“倡导人”。[2]（P26）
    一、鲁滨逊史学思想的理论构架
    在《新史学》第一章里，鲁滨逊认为“历史也需要一个革命。”他特别强调说：“我们不应该把历史学看作一门停滞不前的学问，它只有通过改进研究方法，搜集、批评和融化新的资料才能获得发展。”[3]（P20）既然需要“革命”，既然是“新史学”，在这里，鲁滨逊自然要牵涉到对传统史学或旧史学的反思问题。事实上，鲁滨逊也正是在充分批判传统史学的基础上阐述自己的新史学观的。
    第一，关于历史的界定问题
    鲁滨逊认为，传统史学对于过去事迹的叙述，“实在太不完备”、“非常狭隘、非常肤浅”、“把读者引入了歧途”。通过归纳，鲁滨逊认为传统史学有三大通病：1）喜欢罗列那些毫无意义、激不起读者兴趣的人名和地名；2）侧重政治事实的记载；3）好叙述非常特殊的事件[3]（P14）。这无疑是对19世纪风行欧美的兰克政治史学以及英国史学家弗里曼“历史即过去的政治”一说的一种反动。毫无疑问，传统史学家“以为人类社会经常是处在混乱的状况之中”，“他们叙述了这一次骚乱，就跳过去叙述那一次骚乱”。而实际上，“人类大部分的进展是发生于和平时期”。如此，传统史学家“也断不能帮助我们去领会历史所能教导我们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真理。这个真理就是历史的连续性”[3]（P11-13）。
    为寻求这一真理，鲁滨逊认为：“一切关于人类在世界上出现以来所做的、或所想的事业与痕迹，都包括在历史范围之内”。“历史是研究人类过去事业的一门极其广泛的学问”[3]（P3）大到可以描述各民族的兴亡，小到描写一个最平凡的人物的习惯和感情。如此看来，鲁滨逊并非完全扬弃传统史学，而是把传统史学的研究内容涵盖在他的新史学当中。
    第二，关于如何选材的问题
    既然历史范围如此之广，那么，历史学家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选择材料和支配材料”。传统史学家选材，或因它有趣，或因它离奇，或认为一个受教育的人应该知道，结果写出的书总是包括一些名人轶闻趣事，另外还掺杂着一些枯燥无味的历史事实[3]（P11）
    鲁滨逊认为，历史学家应该用批评的方法去选择材料和分配材料[3]（P6）。在选材过程中，首先应该考虑，这一材料“是否能帮助读者领会人类进化的某个时代的意义和某种制度的意义？假使能够的话，我们就应该把这种事实作为一个达到目的的工具，愈详尽愈好”。简言之，就是要“详述那种可以阐明历史真理的事情”，而“应该删除例外的和偶然的变故[3]（P13）。用真正的联系来替代君主世系的联系。他还认为，只要选材适当，就能够把社会的状况和制度写得津津有味而且易于了解。他在此所说的“制度”即是指过去人类的思想和活动的方法，以及政治以外的各种成就和风尚。
    第三，关于历史的研究方法问题
    在鲁滨逊看来，传统史学不仅选题狭隘，注重帝王将相英雄史研究，而且在叙述方法上也是不科学的，往往“为事实而去记载事实”。鲁滨逊指出，从修昔底德到麦考莱和兰克时代的西方史家，虽然都主张用忠实的态度、批评的精神来研究历史事件和条件，目的在于使读者得到快乐或受到教育，但没有一个可以说是科学的[3]（P34）。古典史学艺术性太强，是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中世纪史学又被神学牵着走。近代史学却又随着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的弘扬，政治史成为历史研究的圭臬。所以，他们虽硕果累累，但其研究不能说是科学的。
    鲁滨逊主张，要想使历史学具有科学性，首先要使之成为历史性历史[3]（P45-46）。事实就是追求历史连续性的科学真理，追溯历史“变迁的缓慢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认为有真正历史价值的东西，在19世纪以前的历史学家几乎都不知道”。他们叙述历史的时候，很少有或根本没有背景，丝毫认识不到“据实记载过去的事实是一件事，而要想确定过去事实的所以然，则是另外一回事”[3]（P46）。今后的历史学家不但应该研究事实的“当然”，还应该研究其“所以然”。只有这样，“历史学家的事业才会是如此迷人，如此错综，以致它无疑会使历史学家逐步专心致志于历史研究，并与文学脱离关系”。而且，“在某一种意义上来看，它可以把历史提高到科学的地位”[3]（P47-48）。
    为此，鲁滨逊主张研究历史必须借助其他科学。他认为：“一切科学都是永远互相依赖的”。“假使历史学家要发展到最高程度，他就不能不放弃个人主义倾向，而且要承认：历史只是研究人类的方法中的一种”。历史只有同其它兄弟科学一起取得发展后，才能反过来在帮助人们了解人类过去上作出一点贡献[3]（P54）。他呼吁历史学家充分利用政治经济学、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宗教学、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史学新同盟军”，不断更新研究手段，使历史研究进一步深化。这一见解突破了西方传统史学划地为牢，固步自封的陈旧樊篱，体现了科学的发展趋势，为现代美国史学的多学科综合性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